第181章 偵探不易做37(第3/8 頁)

路德繃著面孔，做出了從事發當晚，他就已然決定好的決定。

“我的行為讓我自己來負責。”

他從口袋中拿出了警徽，在他震驚的神情下摘下了帽子，謙虛且執著地低了低頭。

“這件事是我的錯，損失一條人命也不應該是停職那麼簡單。『藥』劑師比利說我不會因為他是嫌疑犯就把他匆忙送上法庭，證明他知道我有自己的標準和底線，連殺人犯都如此肯定我，我不會退縮，”菲利普·路德擲地有聲，“不能讓我為警察抹黑。身為警察我失職了，那理應從這個崗位上離開，以作為懲罰。”

說完，菲利普·路德將手中的警徽鄭重其事地放在局長的辦公桌上，轉身離開。

《死亡天使》的全部故事到此為止。

閱讀完稿件的最後一頁，霍爾主編長出口氣。他同樣一臉沉重地放下文稿，抬頭看向雙眼亮晶晶的瑪麗。

故事中的遺憾結局令人深思，而等待霍爾主編回應的瑪麗·班納特小姐則滿臉期待。文章和現實的反差讓霍爾主編立刻從故事情緒中走了出來，他哭笑不得：“你要是嚴肅起來，瑪麗小姐，可是真的偏愛這種不圓滿的結局。”

“難道在你眼中《狂歡之王》和《支票佳人》不夠嚴肅嗎？”瑪麗反問。

“我說不嚴肅，可不代表不是好作品，”霍爾主編當然明白她的意思，“只是我請你寫風格統一的謀殺案，而你寫出來的兩部作品都讓人陷入道德和人『性』的困境當中。《連環殺手棋局》第一次問世的時候，比爾·梅恩先生正是因此而心生反感的。”

是這樣嗎？

仔細想來，好像確實有道理。

越是認真執著的人，越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對道德的要求水準也就越高。儘管瑪麗其實對這個年代的道德標準嗤之以鼻——按照標準，女『性』在社會上唯一的道路只有嫁人生子給丈夫當花瓶呢，其他的選擇一律都是“不道德”。

可瑪麗不接受，不代表其他人也應該發出拒絕。她擁有未來的記憶，其他人可沒有。縱然瑪麗不認同比爾·梅恩先生的批評和來信，卻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立場代表了這個年代最高的道德標準。

這一類人是不會接受自己的道德標準受到質疑，或者換個形容，不會接受道德其實是件有爭議存在的事實。若是說《連環殺手棋局》的結局到底是正義戰勝了邪惡的話，那《死亡天使》最終以路德“失敗”為結局……

“我也覺得，”瑪麗苦笑，“梅恩先生肯定又要寫長評批判我啦。”

“可不止是梅恩先生，瑪麗小姐。”

霍爾主編放下文稿，平靜開口：“我更擔心的是，有讀者會出言指責。”

“指責什麼？”

“在菲利普·路德眼中，『藥』劑師比利是個代替上帝左右他人生死的人，”主編說，“而在讀者眼裡，路德決定不救比利，哪怕僅僅是一念之差，他也做了和比利一樣的事情。”

“那麼問題在於，”瑪麗反問，“殺人和不救人，是一回事嗎？”

瑪麗明白霍爾主編的擔心，她在動筆時就想到了這點。

在懸疑推理小說中，打破主角的絕對權威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大部分的讀者或許察覺不到，但是在推理小說，特別是古典推理，讀者對主人公，也就是偵探本人是帶有絕對信任的。

就像是福爾摩斯，就像是波洛，他們的立場無比堅定、智慧遠超凡人，不論多麼兇險複雜的案子，只要他們出現了，案件一定會真相大白。並且偵探在案件中往往是個局外人和偵察者，即使存在著道德爭議的部分，也絕對與他本人無關。這樣的形象會讓讀者安心，產生無條件的信任，也就是所謂的“絕對權威”。

雖然福爾摩斯和波洛也存在著一些缺點，但像是福爾摩斯的孤高、波洛的潔癖，無非都是為偵探們增加一點人『性』光輝，拉近角『色』與讀者之間的距離。

像菲利普·路德這樣，自身的抉擇出現問題，導致人物經歷有所起伏的，則是許多硬漢派推理的手法了。比如說他的原型之一，英劇《路德》中的主人公路德，不僅有暴力傾向和嚴重的心理問題，並且為了破案不惜玩“髒”的，可以說是一位“壞警察”形象。更不要提其他硬漢推理作者經常給主角安排的酗酒、私人感情糾葛不清楚等等設定了。

瑪麗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只是放在十九世紀，人們或許難以接受好人是有這類設定罷了。有爭議是必然的。

“比利·格斯特犯下了殺人罪行，他既觸犯了法律，又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