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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他就已經宣稱“他的學問以至大成，以後不會再有進步，也不用再有所進步”。

不過，他也算是白活了三十歲，在胡楚元、李鴻章這些人的面前，他什麼都算不上。

胡楚元三言兩語就操控住他，讓他乖乖去廣州參加鄉試。

說到康有為，那就不得不說梁啟超。

梁啟超倒是一個人才，可惜跟著康有為走了彎路，在讓人送康有為回廣州後，胡楚元隨即就讓人去找一個叫梁啟超的廣東天才，12歲就中了秀才的人，這兩年會參加鄉試的人。

人才難得。

連梁啟超的老師，胡楚元也都想好了，不是別人，就是鈕玉庚。

說來也是怪事，鈕玉庚最初是被胡楚元請來主編《諮政參考》，連續編訂了八年，這份用於內政官員的參考讀物都無法正式刊行，倒是鈕玉庚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學貫中西，成了一位大學問家。

中法戰爭結束之後，預感《諮政參考》的發行終將是遙遙無期的事，鈕玉庚就投身於整理實務派的理論體系中，提出了新的“利民、富國、強軍”說，又提出“利民仁政”說。

他對胡楚元的“教民、富國、強軍”做了修改，使得清政府的傳統官員們更容易接受，也為實務派的推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鈕玉庚就用了一個很簡單的說法來形容實務派，即“尺有所長，寸有所短，實務者，宜當務實而為，增我所長，補我所短”。

他認為，利民才是仁政的根基，能夠利民，則就是仁政。

為此，他透過經義對此做出系統的解釋，編著了一本三萬餘字的《實務論》，不僅透過儒家學說，正統的解釋了“利民”仁政的理論正確性，也提出了具體的策略和辦法。

當然，他也解釋了借貸經營民務的可行性等問題。

從他將實務派的理論建立起來，這種學派就迅速成為清政府中的主流思想，絕大多數的地方官僚部屬於實務派，因為實務派的理論非常利於他們在地方操辦實務，掌握實權。

因為是打著仁政的旗幟，京師的那些滿人大員明知道地方大吏的心思，也不能明著反對，頂多是暗中做些手腳，形成一股更為保守僵化的勢力。

幾天後，胡家的掌櫃大會在上海召開。

再過幾天，中銀理事會和世界華商總會也會陸續召開，這是上海前所未有的一場的大盛會，喬致庸、伍振邦、張弼士等人都已經抵達上海。

也可以說，胡楚元是要藉機向清正女府展示自己的影響力，讓清政府投鼠忌器，即便歸政還朝這件事情最終定了，哪怕是慈禧贏了，也得讓她有所忌憚，不至於立刻收拾胡楚元。

當然，胡楚元在籌備這場盛會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醇親王願意和他結盟。

今年的掌櫃大會有所不同，由於年紀最大的陳曉白和沈富榮已經陸續退休，譚義雲和柳成祥也打算在這一次的掌櫃大會中正式退休，胡楚元必須在這今年推出新的四大總掌櫃。

具體的人事早都決定了，只是在這個時機正式宣佈。

中信公司的總經理鄭錫泰、江南商行的第一副總辦葉同光、中信社的總社長陸三元、保利公司的總經理顧壽藏被確定為新一代的總掌櫃。

除了他們四位，胡大宗、胡衛源、李宏齡也是總掌櫃，但不正式列入四大總掌櫃的排號。

東方報業公司的徐鴻海、鴻豐票號兼長江銀行的分號大掌櫃莊家賢、兆豐票號兼徽商銀行的分號大掌櫃胡葆松則是有權無名，依然算是最特殊的幾位大掌櫃。

隨後舉辦的是中銀理事會的年度會議，上海銀行派出了葉澄衷為代表，總算是擠了進來，拿到了iso七z紙幣清銖的發行配額。

在各家銀行中，這個規模算是最低的，排在第一位的仍然是中信銀行，其次分別是中國通商銀行、南洋銀行、北洋銀行、晉商銀行、徽商銀行和長江銀行。

胡楚元是做蛋糕的人，也是分蛋糕的人，各家發多少清銖紙幣，全部都得由他說了算。

當然，他也不會厚此薄彼，一切還是根據備家的公押金數額，以及整個市場的供需平衡來確定。

現在已經是錢市氾濫的時代，關鍵不是紙幣供應過多，而是市場缺乏更多的投資空間。

連胡楚元辦一條鐵路都很困難，需要重重賄賂，其他的商行、商人就更別提了。

在前幾天的胡家掌櫃大會中，胡楚元就已經決定大幅度抽出資本前往美國和南洋投資，資本在國內的投資範圍實在是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