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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4月，胡楚元對生絲出口價進行微調，上浮7％，算是暫時放過了日本一馬，也給自己一段特別寧靜的時間。

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繼續加強了對中國茶業、麻業、瓷器產業的整頓，投資規模逐步達到一億清圓，先後修建了南昌經景德鎮、祁門縣、徽州、湖州至杭州、寧波的南寧鐵路，以及政和縣至福鼎縣，德化縣經永舂縣、安溪縣至泉州，以及沙縣至福州的鐵路。

透過和榮祿的協調商談，他開始投資武昌至南寧鐵路，並由徐潤的兩廣商行投資興辦南寧至廣州的鐵路。

隨著鐵路網的完善，以及各地港口設施的完善，包括江南商行出資四百餘萬清圓疏通長江航道和閩江航道，中國茶葉在歐洲的到岸價已經和印度茶葉大致相當。

在此基礎上，胡楚元開始透過私下貼補的方式，在英國阻擊印度茶葉，並大力開拓美國、德國、法國和西班牙、澳大利亞等市場，同時加大對俄國的茶葉海貿規模。

另一方面，他也透過資本優勢，由太古洋行收購印度茶田和錫蘭茶田，組建新的大英茶葉公司，控制印度茶葉的本地銷售和外銷規模，並對其他印度茶葉公司實施擠壓戰略。

第三，他還是透過控股怡和洋行，在英國控股立頓食品店，投資怡和連鎖店等方式，完善渠道銷售。

憑藉著這一系列的手段，加上中英貿易條約的改進，1886年，中國茶葉的出口規模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17。3％，在國際茶葉出口市場的份額中重新恢復到90％的地位。

隨著浙江越瓷廠、泉州瓷器廠和江南景德鎮瓷器廠的陸續開辦，中國的瓷器工業也開始出現回暖和復甦，伴隨著成本的降低，花樣和質量的增加，瓷器在南洋和國內的銷售量開始大幅提升，精品外銷瓷在美國市場獲取了較大的認可和銷量。

在麻業、竹業等手工製品行業，傳統手工藝品的外銷總額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江西竹蓆、麻席和夏麻布在國際上缺乏其他競爭者，也填補了歐美各國的市場空白。

伴隨著這種大的經濟環境的改善，中國經濟明顯開始回暖。

1886年初，胡楚元放棄在北方的紙鈔獨營權，並親自聯絡備家，聯手山西日升昌票號、萬通票號、大德豐票號、山西商行、北洋商行、山東商行合股創辦新的北洋銀行。

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會見湖廣總督榮祿，說服湖廣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號聯股興辦中國通商銀行。

中信公司在兩家銀行中持有一定股份，併為他們提供保證金和啟動資本，以及所需要的技術。

1886年9月，胡楚元說服醇親王、禮親王和肅親王，並和各地封疆大吏協調，創辦新的大清銀局，設立天津、上海、廣州、雲南、武漢、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歸各地總督轄管。

自此，中國金融完成了金融體制的第一步改革，完全從銀銅混合本位轉變為銀本位，在上海設立新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貴金屬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廣州、福州設立期貨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樣是在胡楚元的勸說下，江南六省（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臺灣）首先停收各地厘金雜稅。

1887年4月，兩廣、山東、湖廣陸續取消厘金雜稅，在胡楚元的暗中操控下，清政府被迫在全國將行商稅和坐商稅統一，不再收取行商稅，只在商鋪徵收商稅，並將商稅額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彌補行商稅的減免。

1887年，隨著各地金融市場的統一，清朝廷全年徵收印鈔稅達2475萬清圓，各商行上繳利稅達5192萬清圓。

不管清朝廷怎麼想，胡楚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已經是越來越大，而在他的影響下，中國經濟確實開始恢復，有著向康乾盛世發展的趨勢。

同樣，隨著胡楚元以農為本的務實派的擴充套件，曾國荃、梅啟照、劉坤一、譚鍾麟、榮祿、鹿傳霖、張之洞等人都是務實派系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廣、兩廣、山東、四川、雲貴、直隸、山西對農業的投資規模都在擴大，絕大多數的資金也都來源於中信系。

雖然錢是各位總督拆借的，可賬都得算在清政府的頭上，至1887年底，清政府對中信銀行的實際借款總額達到4。3億清圓，平均貸款利息為11。4％。

胡楚元也不發行國債和銀行債券，而是繼續使用存票法，發行固定利息為7％的五年期存票，僅僅是依靠中間的差價，他每年都淨賺1892萬清圓。

另一方面，即便是減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