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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火車從新疆離開，再次穿過甘肅、陝西、河南，胡楚元依然只能看過愚昧和落後的中國，可他的心裡不再有任何的擔憂。

他知道。

現在，你可以繼續嘲笑中國的愚昧落後，嘲笑中國人還都留著豬尾巴似的野蠻辮子，但你絕對不能忽視，從1900年開始，中央財政正式對教育進行撥款，形成中央、地方、私人的三股合作力量。

1900年，清政府中央對備省教育撥款總額為7400萬清圓，備省地方財政將拿出另外3300萬清圓，地方富紳、商人、鄉老將會再捐資一部分籌辦私立學堂和私塾。

胡楚元個人對教育的捐資仍然維持在一億清圓，這個規模已經連續保持了六年，除他之外，徽商商會、中華總商會和南洋商會的捐資總額加起來也接近一億清圓。

根據胡楚元所掌握的資料，今年，全國對教育的投入總額可能超過4億清圓，相當於清政府中央歲入的40％。

和美國、德國相比，這還是有差距的，美國中央財政對教育的投資並不高，1899年，州一級的撥款總額約為7200萬美元，但是，市縣一級的撥款總額卻高達1。3億美元。

教育投資是美國地方財政的第二大支出，與此同時，在1870年，在美國取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人為9200人，截止1899年則增加21400人，這個速度仍然在以每年5％的速度遞增，預計在1915年左右會達到每年5萬人。

在目前的德國，每6000人中就有一所小學，每14000人中就有一所中學，全面採取義務制教育，高中和大學的數量更多，1899年培養的學士、碩士、博士總數達到了34700人，公民識字率則從1870年的13％提升到了70％。

在1851年…1900年之間，全世界範圍取得的重大技術突破中，德國人約有200個，佔據30％的分量。

談一談日本吧。

日本從1873年進行現代教育體系改革，雖然經濟發展有所被壓制，從1883年…1886年，義務教育普及率也達到了50％，1899年，普及率更達到了93。7％。

很多人認為日本是窮兵黷武的國家，可是，日本從1880年開始，對教育的投資經費就一直佔據日本政府支出的第一位。

利用英法貸款和扶持條件，日本每年都會派遣一千人次的留學生前往英法德三國深造。

教育是一個大問題。

20世紀，中國的徹底沒落可能並不是因為制度問題，而是教育問題。

如果你以為中國經濟在亞洲是第一，還在戰場上打贏了日本，日本就會投降，甚至是投靠你……那真是妄想，用21世紀的想法看待今天，這個世界上確實有著太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醒醒吧，這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氾濫的時代，沒有人相信中國成為強國之後會關照日本、朝鮮，中國在亞洲強勢崛起只意味著日本人在種族的競爭中面臨被淘汰……哪怕中國人不是這樣想的，日本人自己卻是這樣想的，這也是日本人提倡東亞白種人，拼命證明自己比其他亞洲人種“白”的原因。

胡楚元很清楚，日本人在教育中還沒有明顯的軍國主義思想，但是，社會達爾文思想卻充斥在幾乎每一個可以出現的地方。

同樣的，中國的教育、德國的教育、美國的教育、法國的教育、俄國的教育、羅馬尼亞的教育……社會達爾文思想何嘗不是到處氾濫，而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必然會到來的原因。

此時的整個世界都沒有人相信各國、民族能夠和平相處，所有的種族想要不被淘汰就必須成為獨立的強國，不強的國家、民族必將被奴役……這是日本人此時對中國抱有最大敵意的關鍵因素，或者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從19世紀中期開始擴充套件，也為後來的民族獨立思想和更多的民族戰爭奠定了基礎。

在胡楚元看來，制度永遠不是最關鍵的，關鍵是教育的投資力度，民眾覺醒了，制度就不會再是一個問題，雖然在近現代的教育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無處不在。

透過報紙的普及，官員內部讀物《諮政參考》的發放，社會達爾文的精神也產生了一種巨大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就是“開化運動”的基礎，這個運動正是要激勵所有中國人覺醒，一起為了整個民族的競爭而努力。

人們意識到，僅靠每年一百個的進土名額已經無法改善國家，無法跟得上時代。

雖然翁同貅還在狡辯，更多的富紳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