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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從不輕敵，何等謙虛謹慎，因而終於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如在軍事上，他從不輕言決戰，直到遼瀋戰役之後，才準備與敵人決戰。

當然，這也同頭頂三座大山，內外敵人過於強大，還有斯大林的干預，等等這些決不容忽視的巨大的客觀制約有關。新中國成立之後，內外情況起了根本變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風，斯大林蓋子揭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經濟建設順利進行，似乎客觀失去任何制約，一切困難逐漸不在話下，尤其黨與個人威信空前高漲，人人由衷地高唱“東方紅，太陽昇”。這種種主客觀形勢的變化，客觀的迷信與主觀的自信結合在一起，確實有了驕傲的本錢，使得毛澤東不再謙虛謹慎了，日漸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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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

而隨心所欲了。

從歷史上考察，前面已經談到，毛澤東早在戰爭年代就很注意黨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軍隊政治、軍事和經濟三大民主傳統。從《新民主主義論》到《論聯合政府》，都宣稱為爭取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可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一個接著一個的政治運動，特別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後，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他說民主只不過是手段而並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運動中，普遍推行了根據政治思想來劃定階級成分的方法。

從此，階級不是如馬克思主義通常認為的那樣，指的是一個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種主觀的概念，可以隨掌權者的好惡而改變（這方面也有法家傳統思想的影響）。

鄧小平認為，１９５７年大體是毛澤東進入其晚年錯誤思想的界標。

１９５７年起，從理論到實踐，毛開始同民主思想告別，同時也為轟轟烈烈的“三面紅旗”運動準備好了舞臺。這時知識分子不是箝口結舌，便是“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對“大躍進”

、“吃飯不要錢”

，不是沒有人議論，但只能竊竊私議，有些議論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敵人，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廬山會議是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一塊新的重要的里程碑，從此階級鬥爭的理論與實踐進一步升級，引入黨內，直到中央內部。這也就是黨記憶體在“走資派”

、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的理論的伏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門開啟了。

任何一個偉大人物，身上總是長處和短處並存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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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９５３

在關鍵時刻，何者處於主導地位。

作為一個卓越的軍事家、政治家，在奪取戰爭勝利和奪取全國政權時，毛澤東駕馭矛盾，指揮若定，是何等遊刃有餘；可是領導現代經濟活動卻相形見絀，這些陌生規律過於複雜，非其所長。如果他有足夠的民主作風，黨內和國內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認輸，不怕下“罪己詔”

，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的氣概，應當說，在“大躍進”失敗之後是不難糾正失誤的。

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權力腐蝕了他的智慧，謙虛謹慎變為剛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反而繼續想用老思想老辦法老經驗來解決新問題。抓政治掛帥，抓階級鬥爭，這是他本人也是全黨的輕車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個百分比，誰都有辮子可抓，根本不要學，不要讀書，也不要調查，而且“一抓就靈”。直到“文革”時期，關於經濟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產”這樣的方針，走不出“政治掛帥”

、“階級鬥爭為綱”製造的迷宮。

馬克思說過，歷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

，對歷史的發展常起某種作用。歷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

本文只是簡要地探討了一下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並且側重在同政治實踐有關的思想，而沒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氣質等問題。其實性格與氣質同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是有關係的，有時甚至是大有關係的。毛澤東對中國文化造詣很深，詩詞作品足以方駕古人。他喜歡屈原，喜歡三李（李白、李商隱、李賀）

，可說是一個有著濃厚的浪漫主義詩人氣質和非凡天賦的人。

“安得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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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毛澤東晚年“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