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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她突然狂怒起來，捶打著我的胸膛，要求我“設法停止這場屠殺！”

我遭遇其他抗議者的場合更加喧鬧，更加可怕。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特別令人不安。我的家人和我與吉姆和盧·惠特克（吉姆是征服埃佛勒斯峰的第一個美國人）爬完雷尼爾山後正在西雅圖機場候機。一個男人突然過來大喊：“殺人犯！”他還動手打我。後來在聖誕節放假期間，當我和瑪格麗特在阿斯彭山頂的一個飯店吃午飯時，一位婦女來到桌邊，高聲尖叫道：“殺人犯！你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這些事件當然使我很苦惱。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傷害了我的家庭。我的妻子瑪格麗特患了一種危險的潰瘍，需要在第二年夏天做手術。我的兒子克雷格還是個小孩子，後來也患上了潰瘍。

有時這種痛苦和壓抑也會得到緩解。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蘇聯最受歡迎的詩人之一）來美國訪問。博比·肯尼迪為他在希科裡希爾的家中舉行了盛大晚宴，這是肯尼迪家族“向外擴大影響”的典型做法。我和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一起談論詩歌、冷戰、越南和其它數以百計的話題達好幾個小時，他一直在大量飲酒。大約凌晨兩點半鐘，我問他住哪裡，要不要我們送他回去。他高興地接受了我的建議，我的司機送他、瑪格麗特和我去斯塔特勒飯店。當他搖搖晃晃地走出小車後，回過頭來對我說：“他們都說你是個禽獸，但我認為你是個人。”

在此前後的一個晚上，我和薩姆·布朗之間還發生了一件趣事。薩姆·布朗是我孩子們的一個朋友。他組織和領導過大規模示威，抗議政府的越南政策。有一次在白宮前示威之後，薩姆·布朗來我家吃晚飯。飯後我和他在書房談了幾個小時。當薩姆·布朗起身離開時，他說：“我覺得像您這麼喜歡山的人不會是壞人。”

一九六六年秋，國會和公眾的擔心加重了。自由派和穩健派站出來要求進行談判，而保守派則要求進一步加強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新聞媒介開始大量發表懷疑戰爭取得進展的報道。尼爾·希恩為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寫了一篇文章，名為《不是鴿子，也不再是鷹》。他在文中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作為合眾社記者初次到越南時，他相信美國的基本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當他作為《時代》週刊記者重遊越南時，他認識到，“以前相信非共產黨的越南人能夠鎮壓共產黨的暴動並建立一個體面和進步的社會，這是很幼稚的”。

由於涉及博比·肯尼迪的一次不幸事件，政府與國會的關係更加冷淡。這時的博比　·肯尼迪是來自紐約的參議員和越南問題上的鴿派人物。他於一九六七年初從巴黎返回國內，似乎是北越派來的合法的和平使者。《新聞週刊》獲悉此事，在二月五日出版的週刊上公佈於眾。林登·B·約翰遜總統勃然大怒，認為這是博比·肯尼迪為了自己的利益有意向外界透露的，而事實並非如此。二月六日總統召見了博比·肯尼迪。總統說：　“戰爭將在今年結束。戰爭結束後，我將毀了你和你的那些鴿派朋友們。你們將在政治上死亡六個月。”

林登·B·約翰遜總統從未像對博比·肯尼迪那樣對我產生過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們的對立使我的處境頗為尷尬。林登·B·約翰遜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經常討論越南問題。我非常謹慎小心，絕不辜負總統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來在政治上反對總統的事情。我從來不向總統隱瞞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飾我對越南的感情。

各種壓力越來越大，給我們這些決策者造成了傷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藥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戴維·利連索爾在這段時間的日記中寫道，他觀察到國防部長“已不再生氣勃勃，臉上顯出苦惱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迪安·臘斯克和我開始顯出了戰爭造成的疲態。迪安·臘斯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靈、蘇格蘭威士忌酒和四包百靈牌香菸”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這個樣子。

由於報紙的報道，也由於我認為更換迪安·臘斯克和我對總統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於一九六七年春告訴他：“我們不應該排除這種選擇：更換美國政府中的一些關鍵人物，以回應‘華盛頓累了和華盛頓過時了’的指責。”

當一個又一個外交努力以失敗告終後，我的失望情緒和痛苦進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辦法贏得（或結束）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