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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絕不會贏得總統的席位的。

“完全正確，”他緊接著說，“但你知道，我為什麼會獲勝嗎？”

我只能告訴他，不知道。他接著告訴我：“小富蘭克林·羅斯福在我的取勝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後來我聽說，人們懷疑羅斯福散佈了流言，說，在二次大戰期間，漢弗萊逃避了服兵役）

“噢，是這樣，”我說道，“不過，他的確不是擔任海軍部長一職的合適人選。”話筒那頭沒有傳來聲音，沉默似乎是無休無止的。最後，新任總統無奈地嘆了一口氣，並說道：“看來，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來關照他了。”（後來，他任命了羅斯福為商務部的副部長）類似於此的心靈碰撞後來又出現過，而這正加深了我對約翰·F·肯尼迪的敬意和熱愛。

直到聖誕節我與家人去滑雪時，我仍未決定海軍部長的人選，但是，初步的人選已經確定了。最後，在阿斯彭我終於做出了決定，並給新任總統打去了電話，這時，他又去了佛羅里達。我告訴他，經過詳細的調查之後，我選定了小約翰·B·康納利。

“噢，這很有趣，”他回答說，“我還未想到過這個名字。不過，這裡正好有兩位人士，他們或許比我更瞭解小約翰·B·康納利。你可以先與他們交換一下看法，然後，我們再次通話。”

我問他指的是哪兩位人士，他回答說：“新任副總統林登·B·約翰遜和眾議院議長雷伯恩。”

我顯然是過於幼稚了，竟沒有意識到約翰·F·肯尼迪是跟我開了個玩笑。林登·　B·約翰遜、雷伯恩和小約翰·B·康納利都是得克薩斯州人，並且他們之間的關係親密無間、情同父子。事實上，在一九六○年洛杉磯民主黨大會上，正是小約翰·B·康納利為林登·B·約翰遜策劃了最初的競選攻勢，試圖擊敗約翰·F·肯尼迪。所以，人們認為，正是小約翰·B·康納利散佈了那些約翰·F·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蜚語。

林登·B·約翰遜和雷伯恩相繼與我進行了電話交談，但他們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秘密。他們聽了我的意見，並發表了他們的看法，然後，將話筒轉給了新任總統。他說：　“鮑勃，我非常高興。”直到後來，我才瞭解到事情的真相。

總統從未尋找藉口來抱怨我的選擇，小約翰·B·康納利後來成為他和我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兩年之後，當他辭去了職務而專心於得克薩斯州的政事時，我和總統都對他的離去感到遺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驚奇，總統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過錯，即使在有時出現的令人尷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年的競選運動中，所謂的導彈差距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約翰·F·肯尼迪曾指責艾森豪威爾總統忽視了核軍備，其結果是，導致了蘇聯在最為先進的進攻性武器——洲際彈道核導彈上，佔有了極為明顯的優勢。這一指責的依據來自空軍情報部門的一份報告，前任空軍部長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密蘇里州的民主黨人）將訊息透露給了約翰·F·肯尼迪。然而，他們並不知道，中央情報局並不同意空軍做出的結論（在那時，還沒有一套程式來協調這兩種不同的結論）。

我進入五角大樓之後，擺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頭等大事，就是要確定這個差距的規模，以及進行補救的措施。我與我的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以及空軍情報部門的副首領一起研究了幾天，親自觀察了數百幅蘇聯導彈發射場的照片，空軍的報告正是根據這些照片撰寫的。要想正確無誤地作出判斷仍然是極為困難的，但是，我們最終還是做出了結論，中央情報局的結論是正確的，而空軍的結論是錯誤的。差距確實存在——但我們處於優勢的一方！

恰逢此時，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聞部長阿瑟·西爾維斯特對我說：“鮑勃，你還沒有召見五角大樓的新聞工作人員呢，你必須要召見他們的。”我對他說，我對華盛頓的新聞界還一無所知，況且我對召見他們還未做任何準備。

“沒關係，”他說，“這幫人還不錯，他們不會為難你的。”

實際上，就像這些人自己承認的那樣，他們是一夥高明的騙子。

我不再堅持了，同意午後在我辦公室隔壁的會議室裡會見他們。記者們蜂擁而至，房門被關上了，阿瑟·西爾維斯特宣佈了基本的程式。我只知道此次會議是不能記錄的，但是，阿瑟·西爾維斯特已經明白無誤地說到，會議的主題是“關於背景資料”——這就意味著，記者們是可以發表他們所聽到的東西，只要他們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