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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變得沉悶而無趣。所以，我決定寫點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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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丹麥哲學家克爾愷郭爾曾經感慨地說道：“做女人是多麼不幸啊！然而，當一個人身為女人時，其不幸還在於她實際上並沒有認識到這就是一種不幸。”在中國幾千年厚厚的歷史典籍中，關於女性的弱者形象和悲劇故事一點也不稀缺。身為那些時代“成功男人”的附屬物或戰利品，她們能不能認識到自己不幸這一點，不得而知。而她們是否真正快樂，男人好像也從不關心。或如被迫到吳國當“女間諜”的西施，或如無奈在男人間頻施“美人計”的貂蟬，或如奉獻大漠的“和親使者”昭君等，拋開“大義”不談，誰會在乎她們的內心感受和幸福快樂呢？

當然，也有例外。譬如那個把周幽王迷得五迷三道的褒姒，或者那個和唐玄宗愛得死去活來的楊貴妃。她們肯定都不會贊同克爾愷郭爾這個觀點。因為她們正是把女性的“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才被“寵幸”得一塌糊塗。可悲的是，正是因為她們太過幸運，反而導致國家的大不幸。一個是拿軍國大事當兒戲，烽火戲諸侯，終於在笑聲中葬掉一個國家；一個是千嬌百媚，搞得“從此君王不早朝”，並惹來了一場“安史之亂”。對此，我不是要強調“紅顏禍水”的陳舊論調，只是感嘆她們最終的結局又呈悖論式地驗證了克爾愷郭爾那句感慨。

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幾千年的時光太久，朝代更替也太過頻繁。於是，便容得各式各樣的女性從容登場，喜劇、悲劇、鬧劇輪番上演。那些夾在史冊裡的女性，也並非一味“不幸”。只要有機會，那些“不讓鬚眉”的“巾幗英雄”便會努力擺脫女性角色的束縛，從而做出一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來。僵化的傳統、無情的政治、枯燥的歷史，也因此多了些淡雅的粉香、溫潤的亮色以及多彩的熱鬧。或如那個帶兵替夫君打江山的婦好，或如幫子孫守江山的孝莊，或如干脆自己坐江山的武則天縱是歷史長河的一朵細小浪花，縱是文化長空的一顆流星，也足以驚豔史冊，並讓我們感嘆千年。從這個角度講，她們真可謂那個時代“女權主義者”的傑出代表。

當然，還有如陳圓圓、賽金花、小鳳仙等在亂世中被當作　“道義靶子”、“救國娘娘”的寂寞女子。縱是風光無比，可命運的幸或不幸都已經由不得她們來聲討或辯解了。她們早被抽象成一個符號、一種象徵，大概除卻名字外，她們的其他部分都任由別人去演繹和加工了。“弱女子”也好，“惡婦人”也罷，歷史好像只給我們留下文人得意的口水，而關於真實的她們，反倒是愈來愈模糊，愈來愈說不清楚。

對此，我們不能以學究的姿態將女性臉譜化，也不能以　“憤青”的名義把歷史絕對化。同時，我也不願意去獵奇而“娛樂”大眾，更不願意去胡說而“愚弄”讀者。我渴望用理性的眼光，在漫長的歷史長卷中細心摘選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女性，綜合各類史料和考證，包括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盡我所能，重新梳理那些風乾的歷史，還原這些被異化的女性。我想，至少可以幫助讀者揭去幾層歷史的面紗，更親近地閱看那些活在我們歷史和文化中的可愛、可敬、可憐、可悲的傳統女性。

除此之外，我也試圖提供一些關於我個人的分析和思考。

其心理動機，可以用法國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一段話表述。她寫道：“這不是一個消除表現在女人身上的人的境遇的偶然性和悲慘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給她以超越它們的手段的問題。女人絕不是神秘命運的犧牲品；那些把她特別認定為女人的特質，其重要性來自置於它們的含義。將來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對待它們，它們就可能被克服掉。”

引用這麼一大段話，說明我很贊同她的觀點，並可以坦然地承認：我雖不是女性，可也願意做一名準女權主義者。以這樣的身份和角度為古代女性“翻案”，也算是我寫本書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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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宣告一點，我並不願意做“衛道士”，所以不敢說要

“以正視聽”；也不想當“先鋒派”，因此也不必去“標新立異”。我只是期望給讀者提供一個從容的歷史視角，一種“溫馨”的人文解讀。

無論如何，幾千年的文明，不能讓我們只愛扯談，不愛思索；幾千年的悲哀，也不能讓我們只長脾氣，不長見識。

段戰江

2007年1月30日於北京

娥皇、女英：佳話背後的傳奇（1）

漢劉向《列女傳》雲：“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

長娥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