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頁)

兵隊、第3期入伍生營的總稱。本書所說的“校軍”，指的是由黃埔軍校師生組成的成建制的大概念的革命軍。

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黃埔軍校是培養革命軍幹部的學校。在成立黃埔軍校時，孫中山即考慮到，有了革命軍之幹部，還要成立軍隊，以樹立黨軍之楷模。1924年9月，孫中山把大本營由廣州移至韶關，準備再次北伐。平定商團叛亂後，孫中山更加感到建立革命軍的必要，於是他又籌劃編練新軍。他由韶關寫信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說：“練兵（即編練新軍）一事，為今日根本之圖，槍支處理當以此事為準。”蔣當即覆信孫中山，告之兩個月內就可練成一支勁旅。孫中山原準備在韶關編練新軍，接蔣信後遂決定在軍校編練，故又復蔣一信稱：“兄言兩月內可練一支勁旅，如現實已經開始訓練，則不必移訓練地到韶，因遷移費時，則兩月斷難成就，果期兩月可用，則就現地加工便可。”又說：“兄之新軍兩月練好之後，立調來韶，聽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發展，當先鞏固西南，然後再圖西北。”

接孫中山的信後，蔣介石、廖仲愷等立即籌辦成立教導團，派人到上海、江蘇北部、浙江東部、安徽、山東、河南等地招募士兵。並決定，新軍的高階幹部由黃埔軍校教官擔任，下級幹部由黃埔軍校第1期畢業生擔任。新軍的武器，長短槍、輕重機槍、山炮、野炮、彈藥等，一部繳自商團，一部由蘇聯運來。在兵員與武器基本具備後，1924年11月11日，首先組成了第1營。9天后，又成立第2、第3營。何應欽任團長，沈應時、陳繼承、王俊分任3個營的營長。12月3日，再成立第2團，以王伯齡任團長，3個營長為顧祝同、林鼎祺、金佛莊，獨立營營長楊天樗。新軍仿效蘇聯紅軍建制，團、營、連3級都設有國民黨黨代表。兩個團的中級軍官，多數由黃埔軍校的軍事教官和學生隊原有官長擔任，所急需的下級軍官多數由剛畢業的黃埔軍校學生擔任。第1團黨代表為王登雲，後為繆斌；第2團黨代表為張靜愚。第1期畢業生大部分分配在教導團中任黨代表、排長、副排長等下級軍官職務。

因孫中山應馮玉祥等之邀請，迅速北上，新軍在編組訓練完成後，沒有能按原計劃北調韶關，即留在黃埔軍校內，用來教導畢業生和在校學生練習帶兵技術，故稱“教導團”。教導團是按照孫中山的指示與意志，建立起來的第一支名副其實的中國國民黨黨軍，因其隸屬於黃埔軍校，因而常稱之為“校軍”。

教導團建立後，雖然沒有先用於北伐，但適逢其時地用在了廣東境內的東征作戰中。這一時期，軍校第1期畢業生和第2期學生、第3期入伍生大部隨軍校教導團參加了第一次東征，他們從最基層的排長、連長幹起，東征成為他們軍事指揮生涯的起點。

第一次東征

廣東革命政府的第一次東征，是中國近代戰爭史上重要戰役之一，它對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北伐戰爭，以及國民革命軍的成立與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黃埔軍校校軍是這次戰役的主力軍之一，由於這支軍隊充分發揚黃埔精神，全體官兵英勇頑強，不避艱險，不怕犧牲，紀律嚴明，與許崇智的粵軍相互配合，取得了這次決定廣東革命政府命運的勝利。這次勝利，在黃埔軍校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第八章　校軍東征北伐（2）

1925年1月，盤踞在惠州、潮州、汕頭一帶的軍閥陳炯明所部，在英帝國主義分子和北洋軍閥段褀瑞的支援下，趁孫中山北上商定國是的機會，自命為“救粵軍總司令”，在汕頭召集軍事會議，以其7個軍6萬餘人進攻革命根據地廣州，把防線佈置到石龍、東莞附近，準備隨時由博羅、石龍、石灘一線向廣州進攻，妄圖摧毀革命政權。

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廣東革命根據地尚不鞏固，革命政權的最大威脅即是來自這盤踞在廣東惠州、潮州、汕頭一帶的軍閥陳炯明的勢力。廣東革命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和支援下，為了打破陳炯明進攻廣州的反動企圖，鞏固基地，決定清除叛逆。當時的廣東革命政府代理大元帥胡漢民，命令滇軍楊希閔部、桂軍劉震寰部、粵軍許崇智部以及其他軍隊組成聯軍，分路反攻陳炯明。但東征作戰計劃及行動命令下達後，滇桂軍卻徘徊觀望，遲遲不動。

當時的形勢異常緊急。滇桂軍的觀望行為，激起了黃埔軍校師生與教導團官兵的極大義憤，遂向聯軍請求先出兵討陳之任務，但被聯軍會議否決。蔣介石又託代理大元帥胡漢民轉呈孫中山。孫中山在北上途中回電，准許軍校參戰，列入作戰序列。於是，軍校即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