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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不信任。另一方面,蔣介石又委託張靜江找孫中山說情,明言他想當這個校長。
孫中山在蔣介石的辭職書上批覆:“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鬥,故不準辭職。”為了不影響軍校籌備工作的程序,2月23日,孫中山立即任命廖仲愷兼理籌委會委員長之職,同時邀請鄧演達、葉劍英等一道辦理招生建校工作。廖仲愷忠心耿耿,積極進行籌備工作,同時竭力催促蔣介石回廣州復職。孫中山後又電催蔣介石回粵復職,責問:“辭呈未準,何得拂然而行?”廖仲愷也電催蔣介石南歸,責令“毋負遠來考者,以損黨譽”。3月14日,蔣介石覆函廖仲愷,表示不相信國共始終合作。對蔣介石的如此要挾,孫中山和廖仲愷仍是苦口婆心地勸說,3月16日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孫總理勉勵同志文》,再次闡述聯俄、聯共的必要性。
為了切實做好招生工作,孫中山指示軍校籌備委員會成立入學試驗委員會,仍公佈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鄧演達、彭素民、嚴重、錢大鈞、胡樹森、張家瑞、宋榮昌、簡作楨等9人為委員,經孫中山批准於3月21日成立。因當時蔣介石離職,指定李濟深為代理委員長。
軍校籌備工作日益繁忙,蔣介石卻逍遙地由上海返回了浙江奉化老家。這一期間,廖仲愷連日電催蔣介石南歸,3月26日詢問:“歸否?俾得自決。”表示作最後通知。3月30日蔣介石致電廖仲愷,藉口懷疑軍校經費不足,黃埔軍校校黨代表廖仲愷表示對軍校失去信心。廖仲愷覆電表示,經費不乏,儘可安心辦學,惟請即來。然而,蔣介石未達目的,哪肯罷休,仍以種種理由不歸,暗中也在四處探聽孫中山對校長一職的安排。為了革命大業,孫中山委曲求全,又特派許崇智專程到奉化勸說蔣介石回校,並說明如果蔣介石再不回廣州,軍校之責就只好另請別人了。4月21日,蔣介石在感到再拖下去恐怕凶多吉少的情況下,他這才重返廣州。
軍校籌建工作“頭三腳”(3)
蔣介石回廣州後,在未正式下達校長命令前,仍是對籌委會的工作橫挑鼻子豎挑眼。當時,籌措辦校經費是一大困難,蔣介石對此十分不滿,質問廖仲愷:軍校費用“是否另有指定?”廖仲愷為使蔣放心,對他說:“軍校款,弟不問支出,兄亦不問來源。”實際上,從籌備到辦校,廖仲愷為解決軍校經費問題,常常不得不以極大耐心同控制了廣東財政收入的西南軍閥交涉,甚至要跑到楊希閔的鴉片煙床前耐心做工作,才能夠從他們霸佔的稅收中得到一點撥款。廖仲愷扶持軍校的苦心,使師生深為感動,譽稱他為“黃埔慈母”。同時參與軍校籌備工作的葉劍英後來就此事評價說:“當時真正懂得中山先生建軍思想的是廖仲愷先生,而不是蔣介石。”(1956年11月10日《文匯報》)
蔣介石不顧大局,鬧個人意見,孫中山欲想換人,但權衡之下又找不到更合適的人選,於是想出了一個妥協而又明智的巧妙辦法:決定讓出校長一職給蔣介石,另設軍校總理一職由自己親任,仍位駕於校長之上,並設校黨代表由廖仲愷擔任,以制約校長。5月3日,簽署了“特任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的任命;5月9日,簽署了“特派廖仲愷為駐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代表”的任命。
籌備處自2月6日成立,至5月9日本校開課,軍校辦事機構在黃埔島正式開張,南堤籌委會改為軍校駐省辦事處。籌委會歷時3個月,共召開籌備會議32次。這一時期,蔣介石在籌委會僅工作了很短的時籌辦軍官學校的報道間,許多重大事情是廖仲愷負責籌劃的。然而,蔣介石卻如願以償地當上了黃埔軍校校長,這裡面既有蔣介石的投機成分在內,也是由多種因素組合造成的這一歷史必然。首先是國民黨內缺乏軍事人才,其次是蔣介石先期要求出使蘇俄,造成了先入為主、舍其無人的態勢,從而迫使孫中山最終做出了這一決定。
孫中山對黃埔軍校十分重視,他作為軍校總理與校長、黨代表3人組成校本部,這是軍校的最高領導機構。校本部之下,除原設5個部外,為加強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決定增設政治部。另設教官室主管戰術訓練工作。後又增設教育長一職。建校之初,政治部以戴季陶為主任,張申府(當時是共產黨員)為副主任;教練部以李濟深為主任,鄧演達為副主任兼總隊長;教授部以王伯齡為主任,葉劍英為副主任;管理部以林振雄為主任;軍需部以周駿彥為主任,俞飛鵬為副主任;軍醫部以宋榮昌為主任,李其芳為副主任;以何應欽為戰術總教官。教育長則先後由胡謙、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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