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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1日，近衛內閣向日本國民發表的政府宣告稱，很顯然“支那方面”有計劃地發動了武裝抗日，因此，才下令向華北派兵。“但是，維持東亞和平一直是帝國的願望，所以，為了不擴大沖突局面，政府今後也不放棄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國內的報道，強調了近衛內閣希望將戰鬥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區，毫無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責任完全在中國方面的主張。這時，昭和天皇在處理內部分裂、有著嚴重缺陷的軍部問題上已經取得了相當的經驗，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併不像報紙所說的那樣。但是事件已經發生，而且正在進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儘快結束。

就在與中國國民黨軍隊的小摩擦不斷髮生之際，一場全面進攻的準備正在進行中。裕仁對蘇聯介入的擔心在減少，對內閣——外務大臣廣田、陸軍大臣杉山、海軍大臣米內和財政大臣賀屋興宣⑦——公開表明觀點，反對將事件擴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區感到滿意。

兩個星期後，關東軍和朝鮮軍的增援部隊與本土派出的3個師團匯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廣安門，發生了幾次與中國部隊的小規模衝突。這時，裕仁開始施加壓力，要求進行一場結束戰爭的決定性戰役。7月27日，他批准了國家令，指示駐中國部隊司令官“嚴懲京津地區支那軍”，並且“命你們負責同地區主要區域的治安。”

第三部分：聖戰支那事變

日本軍的總攻擊經過天皇的批准，嚴格遵從了東京發出的命令。只經過兩天的戰鬥，日本軍就佔領了北京和天津。在這兩個城市裡，英國和法國都有範圍很小的租界。⑨透過將駐中國部隊的任務由保護日本居民變為佔領中國領土，裕仁推動了事件的擴大，在華北導致了新事態。

7月29—30日，新發生的事件，正好為日本以“懲戒中國暴行”名義重新推行的侵略政策提供了藉口。位於北京東部的通州，是一個有城牆的小城市，處於跟日本合作的殷汝耕及其中國人保安隊（經日本訓練）的控制下。7月29—30日，保安隊發動起義，趁日本駐軍主力開往京津地區，攻擊了沒有防禦的日本人居留地。起義激發了對日本佔領者不可遏制的憤怒情緒。在學生和工人的支援下，中國部隊殺死了18名日本兵，9名情報機關將校和385名城裡的日本人，以及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223名朝鮮居民。

在日本，通州大屠殺激起了強烈的憤怒和好戰情緒。日本報紙稱其為“第二個尼港事件”，（1920年2—5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駐守黑龍江尼港的日本守備隊和居民被俄國人全殲——譯者注）卻不提日本人對北方的侵略是從非軍事區開始的，日本人和朝鮮人在那裡加工海洛因和鴉片然後走私到華北各省。報紙沒有準確報道中國人暴行的真相。⑩木戶對報道的訊息感到非常憤怒，想必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也是如此。8月2日，高松親王與天皇討論了通州事件，他提請天皇注意陸軍中不擴大派的觀點並不代表整個陸軍。高松宮在日記中的以下記述，也許同樣告訴了他的哥哥：“現在陸軍內，這次對支那，要打得讓它10年也站不起來的意見重又強硬起來，所以，有必要搞清楚這一點。”

如此看這個事件，很難說日本政府是被軍部拖入了戰爭。準確地講是近衛在陸軍中一派的支援下，決心利用一個小事件，實現懲罰中國軍隊，鞏固對北京—天津地區控制的大目標。在這一點上，近衛得到了裕仁積極的支援。裕仁中止度假返回皇宮，認真聽取了情況報告。正如歷史學家藤原彰所指出的那樣：“（近衛）政府真正想進行戰爭的意識在先，所以派遣了軍隊並擴大了衝突”，而裕仁完全支援了它。

此時，蔣介石決定放棄北方，將戰場移至以上海為起點的長江下游地區。這樣有可能把外國勢力扯進來，保衛它們在中國最大、最國際化城市裡的本國居民。在上海，有日本人近2�2萬，還有大約6000名歐洲人和近4000名美國人。他們中大部分都住在由外國控制的國際租界區。8月13日上海戰役開始。第二天中國空軍飛機參戰，攻擊了地面上的日本軍隊和海軍的飛機，轟炸了第三艦隊的旗艦“出雲”號。很快，海軍大臣米內領導的海軍省幾乎立即變成了包括佔領南京的擴大戰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