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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聲’”。

2000多名學生唱著“和平之歌”，而不是傳統的國歌“君之代”，在校園中迎接天皇的到來。當局對學生們象徵性的行為和有失禮節的表現感到震驚，大約500名全副武裝的防暴和常規警察衝入校園，與學生髮生了衝突。第二天的報紙站在警察一邊，批判了學生的做法，宣稱大學中發生了“世紀醜聞”。8名學生因和平抗議被開除學籍。學生組織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規範的日本新聞界將學生的行動視為不敬罪，連續數週以煽情手法對事件進行了報道。全國上下，許多人指責學生們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禮儀的年輕人。然而，同樣也有許多學生的擁護者，表示對天皇的反感，或是對天皇完全沒有興趣。

京都大學的抗議事件標誌著不敬罪在事實上的復活，也標誌著保護天皇的更為傳統的手段的恢復。它為“人間天皇”運動帶來了一個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領導人，時代已經改變，任何想恢復君主權威的行為都會帶來真正的危險。從這次緊張的衝突中，我們已經能夠預見裕仁在適應日本不斷湧現的反軍國主義和一國和平主義的過程中將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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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與麥克阿瑟的第一次會面使司令官確信，正如美國政府所期望的那樣，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離去時也確信他只要配合就能獲得好處。佔領期間重大的歷史交易就這樣開始了：麥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則毫無損失地利用ＧＨＱ恢復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對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戰爭在國民的記憶中依然是壓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於敗北的羞辱和慚愧，許多人站到了戰敗的天皇一邊。事實上，他們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們戰敗了，但並沒有失去一切。我們仍然擁有天皇和我們的驕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熱烈的歡迎，“行幸”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天皇微笑著揮舞帽子，到處走動所帶來的歡快景象上，僅從這一點看，就是對戰犯審判的有力對抗。日本媒體透過讚美裕仁是“愛與和平的天皇”，將他的行動解釋為對民主主義的促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48年，歐洲的冷戰對抗更加尖銳，美蘇在柏林問題上的攤牌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裕仁更加關注國家安全保障問題。因為沒有憲法上的權力，天皇只得在幕後操作，他鼓勵美國保留沖繩作為軍事基地，而後又為鞏固日美軍事同盟發揮了作用。對他來說，反對蘇聯和與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種迴歸，由於他前期背離了這個政策才導致了日本的災難。他不會允許這種事情再次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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