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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幅畫，那是我終生夢寐以求的一幅畫，這次我想傾我全部的力量把它買回來，你看行嗎？”我說：“當然行，買回來當然是個好事了。”

我們當時都不知道它能拍到多高，保守的估計，1000萬是個大限。結果在拍場上，他一直在觀看，在叫價到1300萬的時候，他伸了一下手，然後很快就被人蓋過去了，他沒有能力把這幅畫收回祖國來。拍完以後他跟我說：“雖沒買到，但我很高興，我終於擁有了它一秒鐘。”因為他在1300萬的時候一舉手，那個瞬間是屬於他的。如果沒有任何人出錢了，這幅畫就歸他所有了。但不幸的是還有別人在出價，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短暫的喜悅和深深的無奈。

這就是宋徽宗所創造的一種文化，他自己不能想象。他是一個受盡屈辱的皇帝，中國皇帝像他那樣受盡屈辱的，就他一人。但是他留下了如此輝煌的藝術品，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嚮往並引以為自豪的文化。

【第二次收藏熱：晚明】

再看晚明，一個文化非常繁榮的時期。史書上記載說嘉靖、萬曆時期由於皇帝不上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實社會還有另外一面，就是當時的經濟富足，我們可以用實物來證實。比如我們知道的話本小說，嘉靖時期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發行；到了萬曆時期，《西遊記》、《金瓶梅》這些作品都在發行；像“三言”、“二拍”，大量話本小說對中國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還有崇禎朝的《天工開物》。西方人對中國忽視《天工開物》還表示不解，說皇帝是不是沒看過這樣的書啊？這樣重要的科學著作，為什麼沒有在中國引起資本主義革命呢？英國有一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他有一道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他問：資本主義革命，就是工業化的革命，為什麼沒在發達的中國產生？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當時不注重無形資產，不注重智慧財產權。晚明時期，大量知識分子、上層社會追求生活的奢靡，商品跟著就出現了。

比如我們知道時大彬的紫砂、江千里的螺鈿、黃應光的版刻、方於魯的制墨、陸子岡的治玉、張鳴岐的手爐，等等。這些手工業品都是署個人名款，充斥整個市場。今天統計，署著“張鳴岐”款的手爐，大概有4萬件存世。一個人不可能製造出這麼多的手爐！只能說明他的人名已經變成一個品牌。

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出現了一個特徵，就是品牌意識。我們熟悉的品牌都是個人名。

我們今天知道的西方的著名品牌基本上都是人名。比如服裝有範思哲、阿瑪尼，汽車有豐田、福特、賓士，還有波音飛機，路易·威登的包，這些都是人名，跟我們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品牌意識一模一樣。但不幸的是，這個品牌進入清朝後，叫做“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到解放以後，叫做“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不再注重品牌。

我們剛解放的時候，由於要向西方各國出口，沒有商標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我們被迫出了一些品牌。

叫什麼“天壇”、“東風”、“解放”、“紅旗”、“藍天”、“白雲”，都找不著調的事兒寫在上頭，當成一個品牌。問題是藍天、白雲都不為此事負責，梅賽德斯·賓士卻能為此事負責。這就是對品牌意識的淡漠，對無形資產的淡漠的一個史實。

同光中興時期，資本主義第二次萌芽，中國人的品牌意識又出現了。接受第一次被扼殺的教訓，這次的品牌叫什麼呢？叫外號。比如我們都知道的狗不理包子、王麻子剪刀、葡萄常、泥人張、烤肉宛，姓名都說一半兒。所以，中國的品牌在資本主義的第二次萌芽時期，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品牌都是半拉人名，羞羞答答。

第三次用人名作為品牌的第一個人是李寧。他拿完世界冠軍退役以後，創造了一個品牌，叫做“李寧”牌。我有一次去王府井利生體育用品商店，不幸看到這一幕：那時候李寧的牌子剛上市，很多人不適應。售貨員給一個人介紹，說這是新牌子，叫李寧牌。那個人愣著，看了半天，說：“我身上怎麼能繡一個他的名字啊？”他是這個概念：我的身上不能有別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穿的皮爾·卡丹的西服，也是別人的名字。

這就是那道李約瑟難題，為什麼資本主義未在中國誕生的一個基礎原因：中國人不大注重無形的東西，不注重個人創造。而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就是注重個人創造，要把個人無形的東西變成有形的資產，這才能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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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