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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一棟普通的建築，這是蘇軍總參情報部軍事情報學校的所在地。偶爾從這裡路過的人會發現，樹林中隱藏著荷槍實彈的哨兵。進出這所建築的大多數為年輕人，他們有黃頭髮、紅頭髮、黑頭髮，並且操著各國的語言。這裡，其實又是一片禁地。因為，在這座建築100米之外，懸有一塊警示牌：謝絕參觀，無證件者禁止入內。

在情報學校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裡，一身軍裝，年約四十的一位軍人正凝視著窗外。此人，便是情報學校的校長，德國共產黨員繆勒爾。

“校長同志，第一期畢業的三名中國學員奉命來到。”校長助理米哈依爾上校進來報告。

繆勒爾轉過身來微笑著說：“很好，讓他們進來。我要看一看這些可愛的小夥子們！”

房門一動，三名身著蘇軍軍服的年輕人走了進來，齊聲用俄語報告：“報告校長同志，第一期中國學員向您報到！”

繆勒爾微笑著走到他們的面前說道：“小夥子們，從今往後你們就要回到祖國，利用你們所學到的特殊技能同日本帝國主義戰鬥。”停了片刻，他又說：“在臨行前，我贈給你們一句話，你們將來每一個人都將具有超過一個整師的戰鬥力！”說完，他用銳利的目光注視著他們。

三個中國年輕人面帶喜悅，相互看了看。然後齊聲答道：“願為共產主義而戰！”

“我勇敢計程車兵們，出發吧！”繆勒爾大手一揮，彷彿在指揮千軍萬馬。

三個年輕的中國人，立刻敬禮，轉身走出門外。不久，米哈依爾走了進來。

繆勒爾帶著欣賞的口氣問道：“米哈依爾，這三個中國學員的中國名字叫什麼，是由誰介紹來這裡的？”

米哈依爾回答說：“他們的中文名字叫王濟之、李發、徐義德。是由中共滿洲省委的張同志介紹來的。這次，他們將去滿洲的安東、營口等地開展工作。”

繆勒爾又問：“他們的領導人是誰？”

米哈依爾回答道：“我也不清楚，據杜曼寧同志講，好像是位潛伏在奉天的德國女同志。”

“索妮婭！”繆勒爾高興地說：“一定是她。”

“校長同志，”米哈依爾問道：“您認識她？”

繆勒爾點了點頭，“她是位了不起的女同志。”

就在王濟之等人離開學校不久，又有三名中國學員來到了軍事情報學校。他們分別是紀守先、黃振先、趙國文，是學校的第二期學員。

紀守先，畢業於吉林省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投身抗日救國活動。1933年冬，在哈爾濱參加國情情報組織，代號萬尼。

黃振先，印刷工人出身。“九·一八”事變後曾參加過抗日鐵血救國軍。1932年在哈爾濱參加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國際情報組織，代號瓦夏。

趙國文，就讀於濱江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參加抗日義勇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國際情報組織，代號舒拉。

由於第二期學員知識水平高，又多數為中共黨員，軍事情報學校給予了極大的重視。除了學校必開的政治、軍事爆破、軍事化學、游擊戰術、秘密工作法外，還著重對第二期學員進行“自制炸藥”、“速燃法”、“反跟蹤術”等科目的訓練。

繆勒爾發現紀守先知識淵博，並且頗有語言天分（已掌握俄、英、日語），是個難得的情報人員，便多次和他交談，希望他能成長為一名高階別的情報人才。

1934年2月剛過，繆勒爾便將紀守先找到自己那間溫暖的辦公室裡促膝談心。

“萬尼，你是個很有主見的人，能談一談對情報工作的看法嗎？”繆勒爾問。

“校長同志，我認為情報工作是我們革命鬥爭的一種手段，但它不是唯一手段，只能運用情報的特殊手段來服務於革命鬥爭。”

“好極了。”繆勒爾贊同道：“你的認識上升了一個高度。我有個想法，像你這樣的人才，我希望你能留在蘇聯為紅軍服務。”

“可我是個中國人，”紀守先說，“我的祖國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我要回去戰鬥！”

繆勒爾似乎被感動了，他點了點頭，“我能理解你，因為你是個真正的愛國者！”

三個月過後，紀守先告訴黃振先訓練要結束了。

黃振先笑著對紀守先說：“這學得也太快了，就好像北京的烤鴨，為了養得肥肥的，硬往你嘴裡塞了一大堆吃的，也不管你消不消化。”

紀守先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