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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要說一說司徒雷登，今天大多數人知道這個名字可能與毛公那篇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有關，司徒雷登的形象因此負面了許多。實際上毛公那篇文章應該叫作《別了，美國佬》更貼切些，不應該是針對司徒雷登個人的。司徒雷登這個人在很多老北大人眼裡，是個對中國相當有感情的老人，評價他相當的不容易。對北大的發展，他也應該說有一份貢獻的。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司徒雷登在文化孤島北大，利用職務之便盡力保護北大免遭日寇蹂躪，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自己被日軍拘捕。從他的所作所為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中國抗戰的同情。比如湖心島的密謀，司徒雷登就是心知肚明的。北大淪陷前夕，困守湖心島的國民黨軍統特務陳仙洲透過北大教授侯仁之的幫助逃離北平，臨行時司徒雷登忽然出現，託付陳仙洲給自己在衛立煌軍中的學生劉某某帶去白色純羊毛線兩磅，作為結婚的賀禮。淪陷期間北大學生不斷有人南下國統區或西去解放區投入抗日工作，如後來的駐聯合國副代表顧軍，全國婦聯組織部長王若蘭等，司徒雷登一面指定人員協助他們出走，一面每次有人走都在臨湖軒為出走學生設宴餞行。甚至他還曾經和八路軍接觸，願意用北大圖書館的副本為延安魯迅學院提供書籍資料。

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八路軍平西軍分割槽曾經派出手槍隊前往北大接應歐美教員撤離，試圖營救司徒雷登，但他早被日軍派人盯住，因此未能救出，只救出了英籍教師班威廉，林邁可，和法籍教師德力。

因此，抗團1941年前在北平最重要的據點，就是北大的湖心島，而在天津最大的據點，則是成之先生擔任少東家的遠東飯店，到了這兩個地方，抗團成員形容就是“進了保險櫃”。

7月5日會議的結果是定下了行動計劃，設立兩個行動組，一個由李振英，馮運修組成，負責狙殺主要目標吳菊痴，一個由葉於良（北大學生）、劉永康（天津廣東中學學生）組成，負責在第一組失敗的情況下狙擊陳輞子。孟慶時、紀採鳳（貝滿女中學生）、李時勉（北大學生）等負責聯絡和接應。李、馮都是較有經驗的行動人員，而葉、劉都是第一次進行狙擊行動，從這個配置可以看出暗殺的側重點是當時在北平偽報界被稱為“第一支筆”的吳菊痴，因為他的影響遠遠比陳輞子高。

7月7日，日偽慶祝會準時召開，吳菊痴作為主持十分活躍，抗團的成員皆利用社會關係進入中山公園社稷壇會場，但很快就發現當地日偽軍警戒備十分嚴密，即便下手也無退出的機會。李振英和馮運修商議之後，當機立斷決定改在會場外下手，只令孟慶時等在會場散發抗日傳單材料作為宣傳，散發手段也改預定的刺殺後拋灑為在人群中傳遞散發。據說當時紀採鳳、朱慧珍女學生等向參加慶祝會的中國人遞發傳單，對方看到這樣衣著時髦的小姑娘忽然遞來抗日宣傳品，幾乎都是心照不宣，揣起來低頭就走，並無一人喧譁或向日偽報告，臺上臺下儼然兩個世界。

慶祝會結束後，日偽要人紛紛散去，吳菊痴和陳輞子上了吳的黃包車。馮運修等人正中下懷，即騎腳踏車尾隨，尋機下手。

但見兩人進了前門附近的一家飯館，原來兩個漢奸是要在這裡吃飯。李振英即派劉永康進去觀察，劉出來後說飯店地方狹小，開槍容易誤傷他人，李即下令兩組人員等待。因這些抗團成員衣著舉止都很得體自然，並沒有引發懷疑。大約一小時後吳菊痴先出門，乘自己的黃包車向東南宣武門方向而去，李振英和馮運修即騎車尾隨，葉、劉則在原地等待陳輞子。

行進中李壓低帽簷，示意馮運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槍在後接應。

馮運修加快車速，緊緊尾隨在吳菊痴車後。

記抗日殺奸團中的校友馮運修（3）

車行到舊師大教師宿舍門前，附近衚衕中突然出來一隊大戶人家送葬的隊伍，嗩吶和哭泣的聲音一片嘈雜。吳菊痴的車伕為了讓路停下來，吳和車伕的注意力都被送葬隊伍吸引過去。

馮見有機可乘，猛蹬兩步，靠近吳菊痴的車側，單手持槍，對吳的頭部連開兩槍。因為距離緊，射擊準確，吳一聲未吭，當即斃命。馮使用的是“掌心雷”手槍，這種槍體積小、裝潢精美，通常是顯要人物的護身武器，所以用於戰鬥威力不大，用於刺殺卻因為槍聲小而備受青睞。實際上吳菊痴的車伕當時根本就沒有覺察，直到拉出去很遠，才發現吳已經斃命。

馮射擊以後沒有停車，迅速向前騎行，按照原定計劃繞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則迅速發出“得手”訊號，通知葉、劉等中止刺陳的行動，迅速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