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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不僅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下子進入中共高層。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員。

王明跟盧福坦沒有很深的關係，他不願讓此人出任總書記。因為他早已選好了接班人——博古！博古跟他一起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同為“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中的人物，回國後一起反對過立三路線，一起反對過瞿秋白於是博古成了他最親密、最可信任的夥伴。不過，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也未能得以進入中央委員之列。因博古的黨內地位比盧福坦要低得多。一下子使博古成為總書記，顯然不孚眾望。王明的最後抉擇是讓總書記空缺，而指定博古負總的責任。這樣，一旦他有機會從蘇聯回國，便可擔任總書記。現存於中央檔案館的原始記錄，有關當事人的談話，透露了當年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

張聞天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說，王明、周恩來決定離開上海時，提出新中央的名單，“當時盧福坦想當總書記，所以我記得當時特別提到無總書記問題”②據中央檔案館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復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函，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

周恩來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會議上談及：“在分配工作時，曾向盧福坦解釋不設總書記。”②由王明提出，經共產國際東方部批准，新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六人組成，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其中常委三人，即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由博古負總責。這麼一來，不是中共中央委員的博古和張聞天，一下子擢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常委，而且排名於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之前！博古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會議上，這麼談及他成為“負總責”的經過：向忠發被捕後，王明、周恩來、盧福坦、博古“到酒店開會決定不設總書記。當時決定我為書記，我的實權是總書記，但是在中央會議並沒有決定我是總書記”據中央檔案館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復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函，見《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就這樣，在那不知名的酒店裡的四人聚會，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權力的移交——交給了博古，而不是交給“想當總書記的盧福坦”。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盧福坦想當總書記　2

張聞天后來的自述以及周恩來、博古後來的談話，不僅說明了當時如何“婉拒”了盧福坦想當總書記的要求，而且說明了從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中共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直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才重設總書記。也就是說，從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九月這二十五年零三個月的漫長歲月，中共中央“無總書記”、“不設總書記”。當本書——《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初版本出版後，一九九三年第6期《上海黨史研究》發表了吳景平對本書的書評《以文現史的佳作——〈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的成功嘗試和若干不足之處》。吳景平在書評中對本書提出不同看法：中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並由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錢聽濤則同意筆者的意見，對吳景平的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他寫了《張聞天擔任過黨的總書記嗎——兼談一九三一年至七大黨的最高領導核心演變情況》一文，指出：《上海黨史研究》一九九三年第6期發表的吳景平為葉永烈所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中共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改組了中央書記處後，才決定不設總書記的，在此之前設有總書記，並由張聞天擔任。　”筆者認為上述說法是不確切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六月，顧順章、向忠發先後被捕叛變，周恩來被迫將赴江西蘇區，王明則將赴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九月下旬經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補選博古、張聞天、康生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陳雲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再加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和另一個李竹聲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任中央常委，博古負總的責任，未再設總書記。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隨著黃浦江上一艘日本輪船汽笛長鳴，徐徐起航，王明和他的妻子孟慶樹，以及吳克堅、盧鏡如，離開了上海。

王明於同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節那天，趕到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從此，他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