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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國日報》報道，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西上，代理總司令職權指揮南昌武漢兩行營，處理湘鄂贛閩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統一指揮，而專責成，以冀最短期間，將四省共匪肅清”。四十一歲的何應欽，雖然出生於貴州義興，但祖籍江西。他跟蔣介石有著頗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歲的何應欽赴日本留學，在振武學堂結識比他大三歲、來自浙江奉化的小夥子。那小夥子便是蔣介石。同窗之誼，使蔣何之間變得親密。

何應欽回國後，在黔軍中任團長、旅長以至成為黔軍總參謀長。由於黔軍總司令王文華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離黔出亡，到廣州任孫中山元帥府參謀。當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時，他任戰術少將總教官兼黃埔軍校教育長，從此蔣何攜手。一九二九年，蔣介石出任海陸空軍總司令時，何應欽出任海陸空軍司令部總參謀長。翌年，何應欽又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 蔣介石派出了何應欽這麼一位軍界大員坐鎮南昌指揮，表明了他對此番再度“圍剿”的重視。蔣介石反省上次“圍剿”之敗，敗在“長驅直入”，入了毛澤東佈下的“口袋”。這一回，他對戰略方針作了修改，改成：“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緊縮包圍。”

何應欽調集了二十個師又三個旅，兵力二十萬，比第一次“圍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澤東的詞中所謂“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煙滾滾來天半”。這時紅軍的總兵力為三萬五千人，只及國民黨軍隊的六分之一。蔣介石發表演說，他緊握拳頭，大聲宣稱：“三個月內消滅共軍！”面對六倍於己的敵軍，該怎麼辦？在紅軍統帥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爭論。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上，採取了正確的措施。可是，面對“二十萬軍重入贛”，他卻提出了錯誤的意見。他主張轉移，主張“跑”，把紅軍開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話來作為依據：“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據地。”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項英見過斯大林。當他對沒有見過斯大林，連蘇聯都沒有去過的毛澤東說出這番話來時，心中充滿著一種自豪感、優越感。也有許多人主張“分兵退敵”，以為紅軍分散遊擊，可以分散敵軍的目標。毛澤東力排眾議，依然堅持“誘敵深入，集中兵力”的戰略。毛澤東分析敵情，指出這二十萬“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不必過分驚慌。他主張“揀弱的打”。經過前後一個半月四次會議的反覆討論，毛澤東的意見，終於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來的“三人團”的認可。何應欽指揮著二十萬大軍，“齊頭並進，穩紮穩打”。西起贛江，東至福建建寧，連營七百里，徐徐朝南推進。到了四月下旬，已推進至富田、廣昌、建寧一線。直至此時，何應欽仍不知紅軍主力何在。

毛澤東是一位軍事奇才，是一位“無師自通”的將才。他約了彭德懷，在東固一帶的群山之中鑽來鑽去，一邊摘吃山上的刺梅，一邊察看地形，最後看中了東固這塊地方。

東固在上回“捉了張輝瓚”的龍岡之北，地形很有點像井岡山，只是沒有井岡山那麼高罷了。東固群山環抱，北有東固嶺、鐘鼓山，東南有名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烏山、荒石嶺，西南有白雲山，西有觀音崖，西北有九寸嶺，群山之間，只有五條羊腸小道，類似於井岡山那五大哨口。這是易守難攻的好地方。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起，毛澤東就把三萬紅軍主力調入東固，派兵嚴守各山口。三萬大軍在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機而動。這時，東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蔣軍，而且捱得很近：西有王金鈺部隊，駐紮在富田陂下一帶，離東固不過四十華里；北面有郭華宗部隊，駐紮水南、白沙，離東固只有七十里；南面有蔣光鼐、蔡廷鍇的兩個師，佔領了興國縣城。毛澤東所下的是一步險棋。一旦訊息走漏，三軍夾擊，那就天機盡洩，陷入包圍圈之中。項英挖苦毛澤東，說他“鑽牛角”。毛澤東坦然答曰：“我們就要鑽這個‘牛角’！”毛澤東看中東固，除了那裡群山環立、地形極為有利，還在於中共在東固有很深的根基，那裡曾被譽為贛西南“群眾鬥爭最紅的地方”。三萬大軍進山，那裡的婦女、孩子都幫助放哨，查“路條”。家家戶戶借糧給紅軍。不過，東固原本只有萬把人。陡然增加了三萬青壯年，糧食頓時緊張，蔬菜也不夠供應。於是，紅軍從每日三餐改為每天兩頓，紛紛上山挖竹筍、下田逮泥鰍、入河摸螺螄，權且當菜。

何應欽和毛澤東，兩位主帥都在摸對方的底：何應欽覺得好生奇怪，怎麼一路“穩紮穩打”，從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見紅軍主力的蹤影？毛澤東坐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