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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民主黨”、“第三黨”，要堅決予以鬥爭、揭露。內中，最令彭德懷困惑的是，項英於九月二十五日來電，要彭德懷對陳公培“耍一個滑頭”。電報原文如下：

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軍結束東戰線向北消滅蔣敵援閩部隊（軍委已另有命令來），對公培之事絕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與集中時便帶耍一個滑頭，向公培表示紅軍履行以前宣言，誠意與他們訂立反帝反蔣作戰協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帶之兵，但須絕對注意不要暴露我軍之企圖，而實際來集中我之兵力，請你們酌情進行。

項英這樣的“耍滑頭”的談判，難以取得真誠的成果。於是，陳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後，只得在十月下旬再來中央蘇區。這一回，他跟蔡廷鍇的秘書長徐名鴻一起來瑞金，徐名鴻作為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博古給毛澤東打來了電話（那時已安裝了軍用電話），告知這次談判是由政府出面的。毛澤東雖被架空，但畢竟還是政府首腦。於是，在瑞金，由毛澤東出面，接待了陳公培和徐名鴻。那天，毛澤東特地換上一身新衣。中共臨時中央指定周恩來、葉劍英負責談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為全權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來，他就是潘漢年！此人精明能幹，能文能武。他十八歲便加入創造社，主編《洪水》。十九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年，二十四歲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工作，跟魯迅共商文壇大事。不久，他又轉入秘密戰線，參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黨員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面臨被捕的危險，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離開上海，經秘密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來到瑞金後，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又幹起“文”這一行。當週恩來物色跟十九路軍談判的全權代表時，點將點到他頭上。這不光因為他擅長交際，而且由於他在特科工作時，曾跟十九路軍中共秘密黨員有過密切聯絡，跟徐名鴻也有過交往。

第五部分：艱難歲月福州南較場升起“反叛”之旗　2

潘漢年與徐名鴻在瑞金重逢，談判頗為順利。十月二十六日，雙方便籤署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共十一款。協定末，雙方如此署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協定指出，雙方“準備進行反日反蔣的軍事同盟”。協定籤畢後，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見了徐名鴻，並派出潘漢年作為常駐福州代表，黃一青（即黃火青）為秘書，隨徐名鴻一起返回福州。有了這份協定，蔡廷鍇、蔣光鼐心定了，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較場升起了“中華共和國”國旗，宣告與蔣介石決裂。二十二日，選舉李濟深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一九三三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都設在福州，史稱“福建事變”。同日，“生產人民黨”宣告正式成立，陳銘樞為總書記。

福州高舉起反蔣大旗，打亂了蔣介石的陣腳。蔣介石不得不把已經擺好的第五次“圍剿”的陣勢改變，急調十一個師入閩，“進剿”十九路軍。這時，毛澤東提出了大膽的策略：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百三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彭德懷的見解與毛澤東相似：

他“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的”《彭德懷自述》，第一百八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坐失良機，良機坐失！那年月，中共臨時中央“左”得厲害，把盟友推向了敵人一邊。早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王明就針對當時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一事，發表文章，認為：任何國民黨匪徒、上海的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不是上海抗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