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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在無數次的千百萬人民的劇烈鬥爭中反覆考驗過來了，證明它是客觀的真理，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

劉少奇強調道：

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為實際的不可抗禦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黨章，把“毛澤東思想”載入黨章：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從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在六月十九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根據新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從此，毛澤東一直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直至他去世。新選出的中共中央書記處，以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這五人成為中共新的領導核心。內中，任弼時因高血壓、動脈硬化、糖尿病嚴重，於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毛、朱、劉、周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只是後來變成毛、劉、周、朱。他們被稱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領袖。領導核心的穩定，保持著黨的穩定。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團結一致，爭取勝利”1

在中共“七大”，毛澤東受到全黨的擁戴，還在於他善於團結同志，即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毛澤東沒有對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實行“殘酷打擊，無情鬥爭”。毛澤東曾這樣說過：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方法。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三百六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毛澤東在黨內實行“團結——批評——團結”，這樣就使中共“七大”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寫在會場上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同心同德”十二個大字，正是體現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

任弼時便是其中的一個。任弼時從反對毛澤東，經過自我批評，成為毛澤東的得力戰友。他不僅主持起草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重要的檔案，而且成為中共五人領導核心之一。最為典型的要算是博古。毛澤東是取博古而代之，成為中共領袖的。但博古經過自我批評，心悅誠服地在中共“七大”上發言，擁護毛澤東。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所儲存的博古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大會發言的記錄。博古如此說：我個人在這個路線錯誤中的責任怎麼樣呢？在上海中央破壞（指向忠發被捕——引者注）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的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的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第二沒有兢兢業業之心，絲毫沒有對革命、對黨、對人民有很嚴重的責任感。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自己品質的壞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意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的負總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錯誤，我是贊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博古說及自己執行“左”傾路線：

在這個時期，白區中反對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就是反對劉少奇同志的正確路線；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