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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面與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面即儘自己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玩弄暴動，而且反映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布林什維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向忠發當上總書記　2

就在釋出通告的當天，瞿秋白從上海消失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籌備工作。

周恩來和鄧穎超，則是五月一日一起離滬赴莫斯科。此後，在五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國內指定三人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臨時主持留守工作。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六大”改在莫斯科召開，是由於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便有可能在開全國代表大會時代表們會被一網打盡，於是“六大”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陸續來到了蘇聯。

中共“六大”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德鎮銀光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開了差不多一個月。由於制止了“左”傾盲動錯誤，這時的中共黨員增至四萬多人。大會之前，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調，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都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於是選中了向忠發——這除了向忠發是位老工人，還由於他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向忠發就這樣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中共“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蘇兆徵、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前五人為常委。這樣，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李立三、關嚮應、羅登賢、彭湃、楊殷、徐錫根、盧福坦。

項英之所以能進入政治局，是因為他當年是織布工人的身份。他原名項德隆，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從事工人運動。他擔任過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曾參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楊殷則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一九二五年，他還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

斯大林批評說，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中央來。於是，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三十六人（內有中央委員二十三人，候補中央委員十三人）中，有二十一人是工人。連惲代英、劉少奇這樣的知識分子幹部都未能入選！共產國際也意識到自身工作中的失誤，因為中共領袖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犯了錯誤，誠如陳獨秀之右傾跟羅易、鮑羅廷的右傾大有關係，而瞿秋白的“左”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羅明納茲的“左”傾的關係。布哈林這麼指出：“共產國際的代表並不是個個都經過考試的，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他們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錯誤的代表好些。”楊雲若、楊奎松：《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第二百四十三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這樣，共產國際作出了新的決定，即由中國共產黨派兩個代表到莫斯科，經過這兩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發生關係。

經過研究，把瞿秋白、張國燾這兩位“大知識分子”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這樣，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脫離了國內的領導崗位，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地位。除了瞿、張兩人，鄧中夏、餘飛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不久，陸定一又出任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代表。他們在莫斯科組成了中共代表團。後來，共產國際還是派出代表前來中國。不過，共產國際聲稱，代表不再對中共起領導作用，而是起聯絡人和傳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