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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翌年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委會書記。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廠參加選舉，由於李隆郅三字筆畫太多，工人不易寫，劉少奇便建議他改名。正巧迎面站著三個工人，劉少奇說：“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說：“叫李立三吧。”從此他竟以“李立三”這名字傳世。這年，他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赴蘇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然後又兼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那時，向忠發是他的部下。後來，他參加了南昌起義，旋即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李立三日漸掌握實權　2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貶之後，當即取而代之。不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來從蘇聯回到上海後，李立三在黨內的威望並不及周恩來，中共的領導工作實際上由周恩來主持。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便決定，由周恩來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計劃。此後，許多中央通告、檔案皆出自周恩來之手，而李立三則成為周恩來的副手，向忠發不過是名義上的領袖。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成了當時中共的“三駕馬車”。“三駕馬車”的局面，持續了一年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中共失去了兩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員彭湃和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因叛徒告密，兩人被捕犧牲。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出現一行奇特的暗語：

冠生病入院。決：准假兩月。“冠生”何人？是周恩來的化名！周恩來生了什麼病，要入院請病假兩個月？原來，“病”是他去蘇聯的暗語。也就是說，政治局批准周恩來赴蘇兩個月，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

周恩來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來是個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線。

李立三火暴的脾氣，是頗為“著名”的。一九二一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被法國政府遣送回國。輪船在海上悠悠而進。為了打發時光，學生們舉行圍棋賽。四川隊推出了陳毅，湖南隊則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於求勝，給陳毅抓住了弱處，一舉擊敗。李立三一氣，把棋子連同棋盤一起甩進了大海唐純良：《李立三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此事一直在中共黨內被傳為笑談，因為當時在場的許多留法學生後來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他跟朋友聚談，別人說及軍閥之腐敗和兇暴，他每每在一側大聲呼喊“打倒”、“推翻”、“殺掉”。他恨不得把舊世界在一個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為這樣，他的同志們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氣，竟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一次是在安源，謠傳罷工失敗，李立三去刺殺軍閥趙恆惕未遂而犧牲，他的同志們很快信以為真，周恩來主持了他的追悼會！又一次，他參加南昌起義，傳說他跟敵人拼殺，血染戰場。於是，又為他開追悼會，主持人依然是周恩來！在批判了陳獨秀的“跪著降”之後，李立三越發激動起來，日漸“左”傾。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會見前來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負責人時，便和李立三有過小小的爭論。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軍裝，一雙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間小型會議室裡，會見中共領導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徵、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國形勢時，說：“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現

在處於兩個高潮之間。”可是，李立三發言時，卻說：“中國還是處於高潮。”

斯大林搖頭，拿起一張紙，用紅鉛筆畫了兩個波浪，指著波浪間的低處說：“中國革命正處於這個地方。在低潮時也會有幾個浪花的。別把這浪花當成高潮！”這一歷史性的小插曲，準確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個年月，“左”是流行病。共產國際也“左”，周恩來有時也“左”。不過，周恩來畢竟穩健，經驗遠比李立三豐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來約束。誠如李維漢所言：“恩來走後，立三更加獨斷專行，政策越來越‘左’。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往往由他個人決定，黨的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三百○四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來剛走，李立三便發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一文，鼓吹道：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了它的四肢，而沒有斬斷它的頭腦，炸裂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