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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心驚膽戰，覺得無臉見江東父老。

李：把你打成右派，主要是因為這篇文章嗎？

唐：最重要的還是關於丁玲的事情。

李：你到《文藝報》時還是丁玲做主編，但她好像走得很早。

唐：開始是丁玲，文藝整風後主編換成馮雪峰，到批判俞平伯之後，又換成張光年。我受丁玲的牽連，主要是為她鳴不平。

李：你對丁玲和周揚之間矛盾的歷史淵源有了解嗎？你怎麼看待？

唐：對他們過去有哪些矛盾我其實並不清楚。一開始在我眼裡，他們都是令人尊敬的來自延安的老革命，在文藝界有影響，有成就。我根本沒有一點兒意思要介人他們之間的矛盾。現在想來，丁玲在《文藝報》做主編的時候，一些做法其實也左得很。

李：那你一個年輕人為什麼會捲進上一輩文人的糾紛中去呢？

唐：1955年把丁玲、陳企霞作為一個“反黨集團”進行處理，作協還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我覺得有些言過其實。1956年進行復查，加上鳴放的氣氛，丁玲上書要求平反。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我和唐國都發了言。我認為在丁玲問題上有些做法不是實事求是，而且我看不慣牆倒眾人推的做法。一有事情，過去關係本來不錯的人，一下子都展開批評，還誇大其詞，甚至有的還進行人身攻擊。對於這些，我不理解。當時也年輕氣盛，什麼都敢講。在發言中，我還引了泰戈爾的一句話：“虛假不能憑藉權力變為真實。”

李：這次會議周揚在場嗎？

唐：當然在。他對我的講話非常憤慨。後來聽人講，他這樣說過：唐達成拿資產階級的語言向党進攻。不過，那是1956年，還沒有反右，事情也就放下了。到反右時，我當然也就跑不脫了。

李：你被打成右派，你認為周揚個人起到作用嗎？換一句話說，他有可能具體過問嗎？

唐：我想他不一定親自過問。我畢竟是個年輕人，應該說不會在他的視野之內，我和他也沒有什麼個人接觸。他關注的是丁玲、艾青那些有名的人。但他的情緒肯定會有所影響。我倒也榮幸得很，竟然成為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的一個成員，還有艾青、李又然、羅烽、陳企霞等。

李：你現在怎樣看待周揚和丁玲、馮雪峰之間的矛盾呢？客觀地講，撇開你的個人因素。

唐：冷靜客觀地看，他們追求的大目標都是一致的，並沒有什麼尖銳對立的矛盾。但是，在30年代上海時期，歷史環境十分複雜險惡，黨中央在陝北根據地，左聯在上海，都處於敵人直接的包圍與威脅之下，兩地相距甚遠。左聯與黨中央較難有聯絡和經常的請示。因此，往往不能及時得到中央的有關方針與政策性的指示，有時只能間接地瞭解一些情況。雪峰同志當時受黨中央的委託和指示從陝北到上海，對周揚同志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認為不合中央的精神。但他似乎並沒有及時與周揚等同志聯絡傳達中央的精神，而是直接與魯迅先生聯絡。當時左聯對魯迅先生又尊重不夠，這樣就有了“兩個口號”之爭。歷史條件形成的隔膜與互相通氣不夠，爭論過程中又難免夾雜意氣和宗派情緒，這個矛盾就未能妥善解決，在延安時似乎有所解決，但也沒有解決得很徹底，很平心靜氣。於是，又忽隱忽現地在以後的歲月中表現出來，發展為新的矛盾。本來，文藝具體問題和做法上不同的看法和意見，我以為是可以“求大同存小異”的，這樣就可以更好地團結，相處也會更融洽些。但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下，許多問題被任意地上綱上線，矛盾不僅不能得到解決，反而更加尖銳起來，其實都是革命隊伍內部的矛盾。在大目標上，這三位極有影響的文藝領導人，我看並沒有什麼不一致，或者有什麼不可解決的矛盾。當然，形成矛盾也還有個人氣質、素養、胸襟等等因素，但這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了。

李：被打成右派後，你去了哪裡？

唐：反右結束後，領導找我談話，說黨把你和唐固定為右派，問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就要到農村去勞動。如果不同意，就得離開作協，自謀出路。我害怕離開組織，當然同意，就在1958年到唐山的一個農場勞動。同在那裡的有許多文藝界的右派。

李：我聽蕭乾說過，他和你在一起勞動。

唐：還有藍翎。那裡事情就不談了。

李：你又見到周揚是在什麼時候？“文革”後嗎？

唐：不是。是在作協一個農場勞動時。1959年冬我從唐山的農場轉到北京八大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