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第1/4 頁)

李：母親去世後，你們兄弟生活怎麼解決？

周：我們成了孤兒。我15歲，二弟11歲，三弟7歲。由破產了的舅舅照顧，生活非常艱難。母親對我說過：“你只要能教上小學我就滿意了。”我後來真的在家鄉教書，可母親已見不到了。

李：後來你怎麼和父親又取得聯絡，是在什麼時候？

周：1945年日本人快打到家門口，我就參加了青年軍，投筆從戎，大家都是愛國的知識分子。參軍後不到一年，也就十個月時間，日本人就投降了。青年軍解散，大家退伍。但在退伍前，一律集體加入三青團。這也就是我所謂的歷史問題。在青年軍，我與重慶地下黨取得了聯絡，在《新華日報》工作的何其芳，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書信往來不斷，並透過他和父親聯絡上。第一封長信，厚厚一摞，我詳細講述母親去世的經過，告訴他母親是因思念而死。何其芳告訴過我，這封信交給了父親，這下子我心裡踏實了。

李：此後，你第一次見到父親是在哪裡？什麼時候？

周：是在南京。何其芳介紹我到南京找中共辦事處。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員，說是可以安排機會到延安去。到南京後，我住在表哥胡有萼家，他是國民黨外交部的外交官，後來，1949年領導巴黎領事館起義。姓何的工作人員讓我在家裡等通知，因為那時國共在美國馬歇爾將軍的主持下進行談判，每個星期有一架飛機飛往延安，如果有空位子，就可以帶我去。一次來通知我，結果我不在，到郊外去玩去了，錯過了。但下個星期，父親就從北平到南京來了。

李：是不是準備到美國去講學的那一次？

周：是的。他們一行三人受到邀請。後來內戰爆發沒有去成。他來看我的那天天氣很熱。我正在表哥家樓下院子裡乘涼，只見一個人西服革履，和另外兩個人一起進來，問我胡有萼在不在。我一看就是父親。雖然分別了十年，但模樣我沒有忘記。可能我變化大，從一個8歲的孩子，長成了一個大小夥子了。但他似乎也認出了我。看到他，我很激動。我們一起上樓，在樓梯拐角處，他突然轉過身來拉著手問我：是艾若嗎？我點頭。他就介紹跟著他的兩個人，其中一個我記得是潘梓年。那天他在表哥家從晚上8點一直到11點，和表哥大談政治。

李：他和你談到母親沒有？

周：第一次沒有怎麼談。第二天之後，我每天都到他住的新華書店樓上去看他，只有我們兩個人，就談得很深入了。國家大事，母親，都談到了。有時說到母親，他痛哭流涕，說他非常難過。商議結果，他要我趕緊回湖南，把兩個弟弟領出來。他給我一筆錢，我就回去把弟弟和堂姐、表哥、表妹等一起帶到南京。等我們到南京，他頭一天到上海去了，留了一張紙條，讓我去到上海找章漢夫、鄧穎超。我們又到上海，在火車上看到報紙，一則醒目的訊息說“東方不利北方利，周揚日內返張垣”。我想，這下子完了。到上海後，男的住新華報社，女的住周而復家裡。

李：後來與父親聯絡沒有？再見到父親是什麼時候？

周：我參加劉鄧大軍後就與父親又取得了聯絡。他又讓我去把弟弟們接出來。我們到了北京，我進了華北大學，弟弟們也各自上了中學。

李：這時你是不是見到了蘇靈揚？

周：這是第一次見到她。父親當她的面對我兄弟三人講的第一句話是：“我對不起你母親。”第二句話是：“這是蘇靈揚。你願意叫母親就叫母親，不願意叫，就叫同志也可以。”

李：你叫母親嗎？

周：當然沒有。見面後不久，一次，正好他和華北大學的副校長成仿吾打電話，說到哈爾濱外語專科學校王季愚校長來北京招生，要從華北大學抽300多人去學習俄語。放下電話，他就問我想不想去學俄語。我說當然想。這樣，我就到了哈爾濱，以後留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工作，一直到“文革”後才調到北京。

李：我聽說你們和蘇靈揚關係非常不好，是不是？

周：是的。其實也不復雜。她對我們很不好，我想她看到過我當年經重慶轉給父親的那封長信。她總是干涉我們和父親的交往，有的事情說起來真是不可思議。我主要看不慣她那種盛氣凌人的樣子。是個“馬列主義老太太”。因為她的原因，還有我們兄弟幾個都還有些湖南人的犟脾氣，和父親的來往就淡了許多。不過，“文革”中受批判時，她的態度要好得多。那時我到北京來，曾經去看過她。她靠邊站，父親關進了監獄，她住在沙灘一個只有幾平方米的小房子裡。我覺得那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