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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康心如也站出來，與他結成聯盟，堅決同洋人鬥爭到底。

但又出人意料，在這場中美的激烈搏鬥中，使鄧芝如萬分失望的是身為中國人的康心如竟沒有應和他，沒有表示出中國人應有的慷慨和義憤，沒有堅決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來於他和美國人之間，充當調解人的角色。這使鄧芝如大為光火。他進而對康心如也產生了怨恨。他於是又聯想到是他借給康心如一萬二千元的股金，才讓他當上這個協理的，他是有恩於康心如的，而這個康心如在這關鍵的時刻竟然不支援他。既然他們個人的關係已出現了這種無法彌補的裂痕，鄧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顧，一意孤行，變本加厲地同洋人打，再也聽不進康心如的任何勸誡了。

自然，康心如作為一箇中國人，是應有中國人的氣節和尊嚴的。但作為一個想成就一番事業的銀行協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慮的。他認為矛盾之所以鬧到如此地步，以至於美豐的業務每況愈下，毛病就出在鄧芝如和赫爾德身上。實在是康心如對鄧芝如這樣的人看得很透。因為看得透，他才採取了這樣一箇中立的乃至於暖昧的立場。憑著他對鄧芝如個人性格的瞭解，他推論倘他康心如也參加進去，火上澆油，慫恿鄧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國人鬧下去，那麼美豐就唯有一條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這一結局，恰恰是康心如決不容許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對鄧芝如幾乎天天同洋人爭吵越來越反感，特別是鄧芝如最後發展到在股東會上散發他專門印製的傳單，對美方人員進行惡毒的抨擊，更使康心如不能理解。

他一向認為，與洋人合作搞生意，有利自然也有弊，而且世間的事情就是這樣的，人所面臨的永遠都是正負的兩極。

在當時的國情下，躋身洋務必然有大的發展；但在與洋人的朝夕相處中，也難免會產生由於種族、觀念，乃至生活習慣的不同而導致的矛盾與隔閡，甚至要遇到不平等的歧視與侮辱。個人的尊嚴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事業發展下去。只有事業有成，人才能更有尊嚴。這本是非常簡單的辯證法，但鄧芝如一類人卻不能理解。

另外，康心如對鄧芝如關於赫爾德不錄用他的職員的微詞也不敢苟同，因之他也不可能在此問題上站在鄧芝如一方。康心如認為在美豐這種合資銀行中錄用的職員，一定是要在知識結構上儘可能學貫中西的、有著新思想新觀念的人。而一年來，鄧芝如所推薦的人選，則大多數是與鄧芝如有各種關係的舊式商人、封建官吏一類。這些人既非業務內行，又觀念陳舊、思想保守，僅英美式會計方式這一條就弄得他們暈頭轉向，所以赫爾德堅決不予錄用。康心如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是站在赫爾德一邊的。他認為赫爾德為美豐銀行的發展計，這樣做是有道理的；而他康心如本人，對這樣一批無用之人也是相當反感的，他甚至視這些人為美豐銀行日後發展的阻力。這並不是康心如崇洋媚外，而是體現了他以大局為重、出以公心的原則性。

當然，康心如對美方人員，特別是對經理赫爾德也是有看法的。他認為赫爾德在個人的品質乃至合作的誠意上，確也不是一個盡如人意的合作伙伴。而鄧芝如指出的美方人員飛揚跋扈的現象也的確很嚴重。他們竟可以依仗權勢，任意要華人同事為之端茶倒水，隨意使喚，似乎中國同事是他們僱來的奴僕。而這一切，都是同赫爾德的那種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觀念分不開的，因此這種不平等也幾乎是不可改變的。加之美方人員與中方人員之間的薪金收入又懸殊太大，這也就更加劇了雙方之間的敵對意識和合作危機。

而這一切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美豐銀行的勢頭大跌。這時的美豐銀行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機四伏，隨時都有徹底崩潰的危險。此時的康心如，也已無回天之力。美豐銀行的生死存亡，已不知掌握在誰的手中了。

面對美豐銀行剛剛開業一年就遭如此慘敗的爛攤子，康心如很傷心，看來他想在金融界大幹一場的願望是難以實現了。與此同時，當康心如反省自我，反省兩年來他在金融界一步步走過來的道路時，感到驚奇的是，自己的性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的康心如無論如何已同那個血氣方剛的剛剛參加同盟會時的康心如判若兩人了。

因為他要每日裡平息那位吵個不停的鄧芝如，他自己便反而變得沒脾氣了，心平氣和了，沒有鋒芒了，甚至圓熟了，狡猾了，有城府了。但是康心如覺得，他這種脾氣秉性的變化，倒不是一件壞事。在一個到處充滿了算計、陰謀乃至陷阱的社會中，硬碰硬是碰不出前景的。你唯有也同樣擁有算計和陰謀，為他人設定陷阱，否則你就根本無法在社會上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