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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什麼大事兒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悅地取過火柴把那紙條連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著化為灰燼的紙條。“那是啥意思？”

“一紙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號，‘兒’是我的代號，說是我在淪陷區有危險，令我撤到大後方。”

“那該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麼？”他惱火地說。“去重慶，哼，我沒有瘋，政府裡我立錐之地都沒有。一九三七年秋天，日軍步步逼近，形勢一日壞似一日，政府做什麼事都不靈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軍委會的農產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難當頭，我沒說的，幹了。遴選人員，籌集資金，組織機構仨月下來一切就緒了，我的任命才發表見報，可不到兩個月，他們兩片嘴皮兒一碰：‘農產委員會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勞統統作廢，成果化為烏有，心血付諸東流現在不知道他們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樂”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業！我基業的十分之九在淪陷區。離開十分之九的基業我周作民還有什麼用？還能於什麼？現在局勢表明，日軍力量很強大，三年二年不會垮臺，我必須設法在這種環境中維持和擴充套件已有基業。從個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淪陷區不如去大後方保險。兩個選擇，兩種前途，一個是保險而無為，一個是冒險可以做事，我只有選擇後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周作民吃過早飯匆匆登車，正要離去，夫人追出來說有電話找他。

“誰來的？”

“沒報姓名，只說是你老朋友。”

“自稱老朋友的才難纏呢。”他咕噥著問。“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讓夫人回話說他坐車走了。因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來過電話，跟他套近乎說他倆是老朋友，要登門拜訪等等，他推說安排了重要會議要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過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話：另約時間。清水董三名義上是外交官，實際是日本駐上海的特務頭子。他上門何異於黃鼠狼給雞拜年？

“聽口音是中國人，說話很客氣。”夫人回答。

他回屋抄起話筒：

“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幾時到滬的？昨晚剛到，兆銘先生也來了。那太好了，請轉告我對他的問候在滬逗留兩三天，住愚園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馬上來。”

夫人憂鬱地問：

“汪精衛、陳公博一塊來找你？我婦道人家不懂什麼，可我怕怕跟他們來往將來說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這麼兇，他們長得了嗎？你”

“這種時候不敷衍他們哪行？唉，難吶”周作民握著右拳往左掌上一擊。“俗話說‘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見了他們再說吧。你不必太擔心，憑我與公博的交情，諒他不會太為難我，何況我跟汪精衛也有幾面之交呢對了，快把那治心絞痛的西藥丸給我找來，我隨身帶著。”

見了他們，周作民想盡辦法與他們周旋。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與陳公博說真話。他自信已把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三巨頭一塊找他談話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為我在香港被侵略軍嚇住了，會就範了”

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燒，忘不了那奇恥大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製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時空襲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視察行務的周作民從權當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來，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國懋在幹德道的一個院子裡透氣。忽聽飛機引擎聲響，他以為日機又來轟炸，疾呼防空。

何廉告訴他休慌，當空一指說：

“重慶派來的飛機，接大人物的。”

飛機遠去，三人相對無語。良久，徐國懋提議找有關人士探聽重慶方面的訊息。何廉率先入室打電話。未幾，訊息探得：只有重慶方面列上名單的人士方能登機離港。

“還不是誰官大誰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嘆。“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屁！”往日裡文縐縐的何教授一反學者風度粗魯起來。“那個曾經故作神秘兮兮地給周總經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個什麼雞巴大官兒？她不就是什麼銀行經濟研究主任嗎！我算是他媽的看透了！”

“她臉蛋漂亮，風情萬種，你有嗎？她能和大官兒們上床，你行嗎？你‘學者從政派’是頂啥用的？我‘著名銀行家’是頂啥用的？政局不穩，遇上無法解決的棘手事兒想起你了；宦囊空虛，花天酒地的生活難以為繼，亟需錢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難時刻，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