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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

一九三０年冬，楊粲三將聚興誠銀行總管理處又從漢口遷回了重慶，從而使聚行步入了一個新的歷程。

遷渝後，楊粲三本著立足西南、植根西南、面向全國的輕營戰略，腳踏實地，穩妥經營。先後在四川富庶地區如長壽、閬中、內江、大足、樂山等地設立代理處；在忠縣、石住、宣漢等地設立介紹處。使四川省內業務進一步發展，根基更為穩固。

另一方面，他又積極向雲、貴、湘、桂發展，設立長沙、常德等處匯兌所。從而使聚行以四川為中心，其觸角伸向西南乃至全國。

退守西南後，楊粲三吸取過去的教訓，穩妥經營。這在放款方面尤為突出。

楊粲三吸收了歐美銀行的經驗，儘量收縮信用放款。他曾明確通知各分支行處：

“信用放款宜少做，信用透支限定額，側重抵押放款。”

至一九三五年，聚行辦理的抵押放款，已佔放款總額的百分之四十。

但辦理抵押放款也有漏洞。一次上海商家抵押的銀耳，木桶中間塞的全是麻袋。漢口押進的洋酒也有假貨。楊粲三為此立即修訂了《押放條例》，保證了押放的穩妥。

楊粲三的“穩妥”，有時甚至到了古板的地步。一次，和成銀行董事長吳晉航登門拜訪楊粲三，請他放款支援一座大廠渡過難關。吳與他交誼頗深，又同是銀行界有名望的同業。吳晉航以為他定會慨然相助，沒想到楊粲三卻說：

“任你是蘇秦、張儀，我對這家工廠不放心，我的錢是不出堂的。”

氣得吳晉航直跳腳。

楊粲三在向聚行職員傳授放款經驗時，得意洋洋地說：

“晴天借雨傘，落雨趕快收。”

這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放款秘訣，被稱為“放款十字訣”。

由於楊粲三在放款投資中行事穩妥，就像石匠打石頭那樣實打實著，所以，重慶工商界稱他為“石匠”。在聚行後期的放款中，也基本上未再出現“呆帳”現象。

此外，聚行還先後擴大儲蓄業務，創設信託部，經營黃金、白銀等專案，獲得不少收益。

楊粲三退守西南數年間，本著穩妥經營的方針，逐步扭虧為盈，擺脫了困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利潤為二十七點四萬元；一九三三年利潤為十五點六萬元；一九三四年更達到了三十五萬元。

實踐證明：“置根西南”的方針是成功的。

當外地資本認識到四川獨特的經濟條件而紛紛向內發展時，聚行在西南已有相當堅實的基礎了。特別是在抗戰中，當各大銀行湧入西南時，聚行不但有足夠的實力與外來資本抗衡，且大大發展，成為“西南第一金融機構”。

金融界人士無不盛讚楊粲三遷聚行總管理處回重慶之舉是高瞻遠矚的“明智之舉”。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一九三八年，國民黨政府由南京西遷，重慶成為陪都。戰區的金融、商業、工礦企業紛紛內遷，大後方人口驟增，物資輻輳，市場繁榮，帶來了西南經濟的大發展。重慶更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聚興城銀行自一九三０年將總管理處遷回重慶後，在楊粲三“經營西南”方針的指導下，經過多年經營，此時已有相當實力。儘管北方財團和江浙財團相繼湧入四川，紛紛在重慶設立銀行，也難以與基礎深厚的聚行相抗衡。

八年抗戰中，在楊粲三的統一排程下，聚興誠銀行廣設分支機構大力開展存放、匯兌、信託等業務，並對五十多個工商、企業投資一千二百多萬元。對於調劑市場金融，促進商品流通，扶持和發展民族工業，起到了積極作用。

抗戰時期，是聚行的“鼎盛時期”，也是楊粲三經營銀行生涯中的一個頂峰。

聚行改組後，為適應新的體制，楊粲三對於聚行的組織機構，進行了大膽的調整，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總行（處）、區行、分支行處“三級管理，總處集權”的金字塔式的組織機構。

聚興誠銀行先後在國內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如渝、漢、申、京、津、昆明、成都、萬縣、宜昌等地設立分行。一九三七年夏，還在香港開設了辦事處。至一九四三年，聚行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已達三十三個。

各分支行處的建立，使聚行的觸角伸向廣大的城市和鄉村。

聚行各分支機構在楊粲三的指揮下，銳意進取，開拓創新，使聚行的儲存、公債、信託、金銀、保險等業務突飛猛進，開創了聚行發展史上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