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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雜誌。為了擴大影響，宋棐卿主辦了一個家政型雜誌，依其基督教義，取名《方舟》。教徒們自然熟知也崇仰“亞諾方舟”，而當時天津的婦女特別是中上層婦女，有幾個不是基督徒？而這《方舟》，由於宋棐卿不惜工本裝飾，不惜重金約稿，又都是眾所關心的熱門課題：家庭與家庭關係，婦女與婦女問題。基督教義自與封建禮教大有差別，在對待婦女與婦女問題上，前者要較後者進步得多，自也在客觀上衝擊與批判了封建禮教對婦女的束縛。宋棐卿也不時地動筆撰稿，也寫過一些生動有力的文章。譬如他在一篇抨擊軍閥摧毀破壞民族工商業的文章中，形象地把軍閥比做洋人的惡奴，把中國比做金碗，惡奴們毫不吝惜地摔碎了金碗，爭相搶到碗片，然後拱手捧送給各自的洋主人，再惡狗般爭搶灑在地上的飯粒，吞入了自家的私囊！要救國強國，就只有努力興辦實業，以彌復這個燦爛的金碗，再將生米煮成熟飯，裝進金碗裡，以奉獻與供養國家與國人。

類似的既生動形象又鼓舞人心的文章，時見於《方舟》，人們，特別是婦女們，更像歡迎教義中的“亞諾方舟”般歡迎雜誌《方舟｝。歡迎、瞭解《方舟》，自然也就歡迎、瞭解與《方舟》關係密切的“抵羊”，更何況“抵羊”還不時地活脫脫地登上《方舟》呢！

宋棐卿就是這樣無孔不入、不遺餘力、千方百計地宣傳“抵羊”，他行也“抵羊”，坐也“抵羊”，想也“抵羊”，說也“抵羊”，家裡、廠內，交際之間，無不“抵羊”，逢會必強調“抵羊”。在一次高階職員會上的一番話，正是他對“抵羊”感情的典型流露。他說：

“東亞這篇文章的大題目就是毛線，一切遣詞用字都不能離開毛線。而毛線要靠毛線養。所以，我寧可放棄德昌的‘飛得祿’，而事事不忘用‘抵羊’做引，還用‘抵羊’收尾。別人交往應酬多是請客吃飯，吃完了人家知道的卻是某某飯莊的廚子好壞。因此，我在交往應酬中儘量是贈送‘抵羊’牌毛線。有人說我這樣是侵犯了股東分花紅，其實，這正是為了股東的利益宣傳東亞，沒有毛線，就沒有東亞，自然也就沒有了股東們的利益。這是需要東亞同仁平心靜氣多加解釋的。”

連夫人也被他調動了起來，受了感染，幾乎在任何場合，見到宋夫人都會發現她手上、袋裡正有“抵羊”，而且往往是正在編織著什麼，其熟練程度更為令人驚佩；一天能織一磅多毛線量，而且細密、精巧，花樣翻新，高速地編織出來，再快速地送了出去，這特殊的禮物自也宣傳了“抵羊”。

由於長期不懈、多渠道、全方位、靈活多樣、無所不盡其方的宣傳，“抵羊”在洋貨傾注的高壓下衝刺有力，走向全國，暢通無阻，在許多民族實業產品出路難中，獨樹一幟，奇蹟般地突飛猛進。這固然有著許多經營上的關係，而格外地注重產品宣傳這個現代化手段亦有它特殊的作用，有些手段已與今天的甚為接近，這也就充分顯示了宋棐卿的經營意識是超前的，是在他所處的時代中，現代化經營意識最濃烈者之一。

“東亞”廠內會使人想到沙漠中的綠洲

在陳舊的習俗包圍中，他高舉起《東亞銘》，向現代式文明進軍，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小環境”，新鮮而生動活潑的局面，使人想起了沙漠中的綠洲。

在二三十年代的經營中，也有著花花綠綠。然而，儘管只從形式上看，也脫離不開傳統的張燈結綵，金玉其外，往往的有些敗絮在其中，環境氛圍除熱鬧些外，很難尋求些進取的跡象，更不消說制度管理，目標規範，精神建設了。甚至有的企業，竟以為多餘，只單純將眼光盯在贏利上者，大有人在。可宋棐卿不，他在制度、目標與精神的管理與建設方面是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投放了大量的資金的。

一個企業的內部形象，往往反映著它的精神面貌、經營情趣，所產生的心理效應，直接影響著企業的興衰。

宋棐卿是十分重視他的企業的內、外形象的，一進東亞，便覺得爽然一新，雖每日裡都有數量很大的原毛與毛線的頻繁的出出入入，可既不見其髒褻，也不見其零亂，辦公樓、廠房都給人一種潔雅脫俗的感覺。進入公司內部，第一觀感就是整然有序，而且具有今天文明建設中“標語上牆”、“目標管理”等具體手段。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寫在高高的山牆上的幾行宋體黑色大字：

己所不欲，勿施與人。

你願人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

大飯堂裡迎面顯眼的大牆上則是用黑油漆刷寫的巨幅橫額，明晶晶八個大字：軍事紀律，基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