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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欣慰。從戰略上看，前方亟需軍備補充，發展實業是重要而可靠的補充手段，是解放大業的急需；從戰術的角度看，剛剛解放，百廢待興，而經國民黨敲剝、摧殘，再於失敗前夕橫加破壞的爛攤子，處處待理，僅就天津當地而言，就有著極大的饑荒與失業的存在。這是個亟需解決而又十分難以解決的重大的社會課題，它突出地關係著城市的安危。據後來統計，當時的天津市人口尚不到二百萬，可難民竟多達二十五萬九千五百人，佔全市人口百分之十三尚強；三分之一的工人失業，即三十萬工人中已有十萬失去了工作。這是多麼沉重的經濟壓力與政治壓力，而重負之下，又怎麼能確保更沉重的支前？怎麼能讓那正待解放而尚未解放的一些類似的大城市的市民們放下心來？而在當時那麼個鉅變的情況下，又怎能僅靠國家來全部解決？如果民族資本家能在發展其實業中，解決哪怕一部分失業問題，也是於大局、大計十分有利的。而此時，宋棐卿的“東亞”公司也因原料不足，生產不正常，造成二百多失業者，這些工人也乘劉少奇來津之機，透過工會組織提出了復工的要求。因此，劉少奇在看過那個“夢”後，對這個真誠靠近黨的同路友人說：

“你這個計劃很好。你不是要發展工廠，發展生產麼，現在有這麼多人（指“東亞”失業的二百餘人）你怎麼不要？”

宋棐卿回答說：

“我不願意多剝削了！”

這話自然是出於一種微妙的心理；我呈上了《我的夢》，如果你中共認同，允許我去實現這個夢更好；叫我參與實現這個夢也好；如果反弄個“剝削”，那是自不可為的。既然連“東亞”的現有的規模已不可保，還將那些失業包袱背起來作甚？你們一籠統地說資本家剝削，我已有反感哩，再鬧個更大的罪名可犯不上！

以劉少奇的政治素養，自已深刻地洞察到了。當時的國內政治、經濟，與依據這些具體情況所制訂的方針、政策，都是必須穩定民族工商業者。而要發展生產，要落實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只簡單、孤立地運用“剝削”與“反剝削”的概念，看待與處理具體問題，是反客觀的，是不符合黨的基本政策與國家的根本利益的。正是基於這一政治基礎，劉少奇才斷然地就宋棐卿的話，有分寸而明確地指出：

“共產黨的宗旨是消滅剝既，但還有一個過渡階段。現在國家不發達，還希望你們能多開工廠，你能剝削一萬人、十萬人才好咧！”

這話說得十分嚴密，也十分明確。首先肯定了根本要點。做為宗旨，無須懷疑，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必然要消滅剝削的，但如今不行，要有個“過渡”，既是“過渡”，就不會消滅，即可由存在逐漸到消滅。且話中的“剝削”，正是針對宋棐卿的話而來，已不再是絕對的不變義，而是相對的變化義。這番話，是在東亞公司的會客室裡進行的近三個小時的座談中說的，當時在場的除天津市黨政領導外，還有工商界上層人士及東亞公司的高階職員，共計近二十人。劉少奇的談話重點在於闡述黨和政府當時對民族工商業的根本政策，自然也談到了將來對民族工商業者的安排；尚從政治角度進行了階級分析，以及黨在階級鬥爭中的政策與策略。因為提到了“剝削”，劉少奇以強調的語氣，反覆解釋了剝削的內涵，並指出“剝削”在當時的狀況下的社會情形，及其對恢復生產、安定社會、增加積累、擴大再生產的即時的特定的作用。另外，劉少奇還從康有為的“大同世界”，談到孫中山的“天下為公”；從三民主義主張，談到共產主義理想，還向與會者推薦了《資本論》與《社會發展史》，希望他們好好讀一讀。

接著，劉少奇又即時決定與東亞公司的全體職工見面。在大會上，劉少奇苦口婆心地解釋了黨和政府關於“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分析了發展私營企業的生產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益處，然後才說明：

“現在的剝削是不合理的，但從目前發展生產講，它是合法的，對保障工人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有用的。”

劉少奇的這番講話自然會引起社會的極大關注，因為這是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的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傳播之快，可想而知，幾乎是隨著解放軍的勝利進軍而擴散的，甚至先部隊而行，產生了無論對戰爭，還是對穩定新解放城市的秩序，都起了甚為重大的、不可忽視的作用。特別是對所謂的“江浙財團”。那裡開埠最早，企業也興得早，辦得多，實力雄厚，構成複雜且具有較大影響的海外關係，也必然地面臨著物資供應與勞資衝突的兩大難題。因而，劉少奇在東亞公司的一番講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