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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多數董事都已來了,難道還不能開會?”
唐星海當即直斥回去,說:
“我們幾個沒到,就是不能開會!”
是呀,當初發起創辦企業是保謙公與城三公兩親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輩的威名,這對所有董事來說都應該是耳熟能詳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繼承人在,星海、漱岑、匯東三人才應該是企業的核心,就算他們再不對,也不可拋開他們來開會呀。有幾個董事已覺得理虧,覺得對不住人了。唐曄如見狀更加惱羞成怒,卻又無力以理取勝,竟動起了粗蠻“刷”地拔出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說:
“今天我們就是已經開了會了,你敢拿我怎樣?”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質問唐曄如道:
“不必多說,這很明顯,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說,揹著我們開會,到底是想搞什麼名堂!”
兩兄弟已經直接地針鋒相對,唐星海已一步迫至問題中心,這使董事們很尷尬,如果是例會,董事們又順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換經理,倒也罷了;可如今突然召開“緊急”——為什麼“緊急”?——會議,必有特因,特因是什麼,又為什麼專門揹著三個主要人物,這不是明顯地要“陰謀政變”麼?那又為什麼?說唐經理無能麼?那豈不是鬼扯!說那些沒有實據的傳聞麼?更只能使自己被動。而唐經理積威已久,對這些業已自虛的人更足以震懾,唐曄如的粗莽只是色厲內茬,大傷風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長之際,原本支援唐曄如的也不好開口了,你六叔對同樣的侄子為什麼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陰謀?連最有說話權的唐紀雲也因這個會越來越跡近陰謀而不宜說話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質問,一些董事便轉向了唐星海一邊,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動:起身相讓,倒茶敬菸來表明立場。唐星海見穩住了陣腳,方與薛匯東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仍是大權在握!唐曄如眼見得大勢已去,這次會的目的是決達不到了,氣惱不過,打出了最後一招“殺手銅”:
“難怪老父說你剛愎自用,心胸狹窄!你這人一切只能由著你的性子辦,別人半個不字也不能說,照這樣下去,大家還怎麼合作?算了,從今以後,我絕不參加由你主持的董事會就是!”
說罷,插起手槍,悻悻地拂袖而去。這番話也說得蒼白無力,老父的遺言與不許你們揹著主要董事開會何干?你搞陰謀也要人“心胸寬廣”嗎?也得由著你的性子麼?
這一次,唐星海可以說早已利用薛、蔡兩大支柱駕起了主體建築,再以他的積威做了裝修,鞏固了他的大廈,以壓倒的優勢戰勝了弟弟。只不過因此而形成了公開分裂,兄弟間破了臉皮,又外賊乘虛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閱牆之爭,一九四三年兩兄弟終於對簿公堂法律相見了。
抗戰爆發不久,唐星海即轉移出慶豐一些裝置,並在上海又設“保豐”,沒多久原慶豐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將慶豐交給日商大康紗廠經營,大康的經理大和藤七無法獨力恢復生產,稍一整理便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給了南京汪精衛組織的偽政權的“實業部”。汪偽的實業部當即發出通知,表示要歸產權與原主,要原慶豐紡織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慶豐的經理,是當然的合法代表,理應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卻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經過了比較周密的計劃而後動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數老董事,六叔紀雲自不消說,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華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兒”,更將姐夫蔡漱岑也拉過來,取得了董事的多數,又下功夫巴結上了汪偽實業部部長袁愈,與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離間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應為唐曄如幫忙。至此,唐曄如已於公、私兩面獲得了支援,便組織了一個以唐紀雲、蔡漱岑、華俊民、唐松源為主體,又拉上了孫祖蒼、章駿、陳中等頗具實力的股東管理委員會,正式出面接收了慶豐紡織漂染廠。入廠兩個月,便一切基本就緒,卻怕自選經理人員不夠“權威”,唐曄如又活動袁愈,由實業部出面,指定唐曄如為經理,併兼廠長,宣佈解散了原管理委員會。於是,慶豐便落入了唐曄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卻因尚無良好時機,故不動聲色,更做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勢,以待時機。而且堅信時機不久即至。
果然,沒過幾個月,到了當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偽政府“改組”,實業部長換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臺,唐星海認為時機已到,便透過關係運動了時任實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