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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科舉還產生了那麼一點點推崇的念頭。這個東西對他來說其實也不是很陌生，當年他從大學出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吃父母的失業狀態，所以也曾經鑽過公務員考試的洞洞，兩相比較之後，他驚奇的發現這個“科舉”在幾百年後居然還在中國得到廣泛推行，實際上那些所謂的“破題、轉、承、起、合”本身就是一種很典型的政治論文，而後世幾百年進步所取得的成績，也僅僅只是將殼子裡面的瓤從四書五經換成政治、法律、時政和英語等一些亂七八糟的玩意罷了。

有了這個認識之後，林風不得不在新的角度來評估這個科舉制度。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他覺得這套官吏選拔制度從隋朝開始延續至今，倒也是演變得相當科學，僅僅就模式上講，那確實是很難挑出什麼岔子來。而唯一令人不滿意同時也最令他這個後世人所詬病的，或許也就是那一個“八股文”內容。不過這個難題也最後被陳夢雷所揭破，在之後的日子裡，這個康熙九年二甲進士讓這個文盲大體上了解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

毫無疑問，儒學的那幾套經典書籍自然是最重要的東西，就地位上講被稱做“立身之本”，然後作為知識分子擺譜用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什麼也得學一些，作為“陶冶性情”之用，但是除了這些，所謂“經世致用”之學也得到了儒生們的高度重視——在後世的藝術作品中儒生總被刻畫成智商三十以下的動物，彷彿除了會念幾句《論語》訓誡之外似乎什麼都不知道，這當然是一種非常之不負責任的誹謗，經過林風對身邊官吏的觀察，他發現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事實上這些儒生也是一個現實的社會群體，不管這樣也還沒達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步，這些自認對天下生靈負有責任的人們從來沒有迴避過社會現實，其中很多人在“農桑之學”上有極高的造詣，林風就曾親眼見過有很多人能把《齊民要術》這本厚書完完整整的背下來，而稍微差一點的也能大段大段的背誦關於修水利和開墾方面的敘述。

綜合了這些認識，林風心中慢慢有了自己的主意，科舉這個東西確實是非常好的，只是這個考試的內容模式要好好修改一下，適當的提高農業、工業和商業知識比例就行了。這個時候他對後世的許多批評科舉的論調充滿了鄙夷之情，大夥都沒考過科舉，那你們憑什麼指手畫腳的大罵？！實際上他們所批評的那些東西大都與科舉這個考試模式無關——人家科舉只負責挑選出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充當官員預備隊，而從來不負責這些人當官當得好或者壞。那一套官吏制度真正的缺陷屬於幹部使用不當，或者說缺乏很好的崗位培訓制度，試想很突然的讓一個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書生去領導一個縣，那由此引發災難性的後果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不過這個時候林風倒也沒膽子突然去對四書五經開刀，不說其他人是否能夠接受，就他本人平日裡也是滿口聖人教誨，處處綱禮倫常，若是突然來個急轉彎恐怕手下第一個反應就是主公發了瘋。實際上眼下困擾他的並不是這些考試內容，而是考試模式。

北方政治上的鉅變給這次科舉考試帶了幾個難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場考試的級別——按道理來說應該是最高階別的會試，可眼下有資格參加考試的“舉人”數量相對比較少，若是這麼挑剔資格的話恐怕這次科舉會變成一對一的單挑；第二個問題就是這個資格怎麼算——從林風政權的政策上講清廷原來的一切東西都在否定之內，那從這個法律角度來推算，這些所謂的“舉人”“秀才”功名是否合法就很值得商榷了，所以這就引發了第三了問題——眼下漢軍政府禮部衙門還沒有開始辦公，也就是說根本沒有自己的“童學”制度，那這次考試是不是向所有的人開放？！——如果這麼幹的話，那士農工商的階級秩序也就近乎崩潰，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讓士林接受的。

經過幾番商議，大漢政府的臨時制度隨之出臺，因為這件事情是“儒家盛典”，所以看在聖人的面子上，清廷在這方面的過失暫時可以被原諒，本著學問為本的觀念出發，大漢政府有限制的承認原清政府“舉人”以下的功名，但眼下時局複雜，為怕有“奸邪小人”偽造功名圖邀倖進，這次科舉考試的制度做了很大改變——本次考試所有具有秀才資格的儒生都可以參加，考試分為三級，第一關是基本文化測試，難度相當於舉人的省試；第二次是正兒八經的會試，過了這關那就是大漢政府的進士，具備官員資格；而第三次就是林風親自攜大漢高階官員聯合進行的“殿試”，其目的就是在這些進士之中挑選適合的官員，一旦透過，或許就會馬上放了實缺。

對於這次改變儒生們並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