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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此後，法海寺有衰落的傾向。到弘治時，“榱桷敧傾，門徑蕭索，齋魚不聞，經函塵合”。於是，從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明政府再次重修此寺。

相比於自然界的年輪，歷史似乎總是在飛速地改變著。風雨滄桑六百年，法海寺院中的兩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至今依然枝葉茂盛，蔭覆半院。它與寺外起伏的群山，一同見證著法海寺的興盛與破敗，也目睹了人事的激情與消退。作為法海寺的建立者，李童尤如壁畫，逐漸被淹沒在歷史的暗處。不同的是，壁畫仍然可以藉助燈光照亮，而歷史中那些曾經活躍的人物呢？他們又去了何方？他們還能被再次照亮嗎？世事無常，唯有悠悠群山、潺潺流水，伴隨著松濤的聲音，近似於靜止地重複著，似乎一切都未嘗發生過。（趙獻海）

衚衕是北京城的一大特色，而在英靈輩出的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衚衕裡，卻不知埋藏著多少故事，在衚衕裡轉來轉去，又不知能遇上多少英魂。在不起眼的西裱褙衚衕裡，就坐落著于謙祠。由於城市建設，這裡的許多房屋已被拆去，于謙祠也在修繕中，不能進去拜謁。秋風裡，這座歷經了五百餘年的祠堂顯得那麼的蕭疏破敗，讓人不禁深深嘆息：英雄的忠魂今何在？那個與北京城息息相關的歷史人物的名字，難道就這樣湮沒在都市的繁華里了嗎？祠堂前，“于謙祠”三個字經過風雨的洗禮，依然斑駁可見，撥開歷史的塵沙，將人們帶進了1449年北京秋天的歷史風雲畫卷。

公元1449年，也就是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的秋天，對大明王朝來講，可真是一個多事之秋。明朝立國後，元代蒙古勢力逃往北方草原，對明朝北部邊境造成了極大的威脅。這時，蒙古瓦剌部逐漸強大，統一了蒙古各部，首領也先為了進一步擴充實力，分兵四路南下，並親自率兵進犯大同。　8月3日，明英宗朱祁鎮在自己最寵信的太監王振鼓動下，不聽大臣的勸告，下令“親征”，結果於9月3日在土木堡（河北懷來東）兵敗被俘，50萬大軍幾乎全部覆沒，這就是明代歷史上的“土木之變”。也先的瓦剌軍一路燒殺搶掠，挾持著英宗皇帝嚮明朝的京城——北京逼來。

訊息傳到北京，人心惶惶。當時京城裡最有戰鬥力的部隊、精銳的騎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的老弱疲卒還不到十萬。朝廷上下更是一片大亂，皇太后哭哭啼啼，忙著蒐集金銀財寶，準備把皇帝贖回來。二十二歲的郕王朱祁鈺監國（在皇帝外出時代為攝政），心無主見，命令群臣商議方略。大家亂紛紛沒有主張，一些官員只知道聚在一起哀哭。有個叫徐珵（後改名徐有貞）的翰林院侍講早就把自己的家小送出北京，往南方安頓，見到這麼個混亂局面，便在朝堂上大講星象有變，應當遷都南京。話音未落，一聲怒斥傳來：“誰主張南遷，誰就該殺！”　徐珵嚇得不敢再作聲，那嚴正的聲音卻更激昂開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一但搖動，必將危及國家的大計，難道沒有人看到宋朝南渡偏安的前車之鑑嗎！”彷彿一陣驚雷滾過，朝堂上立刻靜了下來，郕王和大臣們一看，那個義正嚴辭的人正是兵部侍郎于謙。

于謙是錢塘人，他七歲的時候，有個和尚驚奇於他的相貌，對人說：“這是將來救世的宰相呀！”于謙考中進士後，曾在在江西、河南等地做官，平反冤獄數百起，為官清廉剛正，人稱“於青天”。那時，宦官王振權傾朝野，各地官員進京朝見都要給他行賄送禮，還唯恐不收。于謙卻是空手去空手回，別人問他為什麼不送禮，他晃晃袖子，笑著說：“我只有兩袖清風呀！”就這樣，于謙以自己的品格和清正贏得了百姓的愛戴和許多正直官員的尊重。當時，于謙的上級，兵部尚書已經在土木之變中陣亡，他實際上已是最高階的軍事長官，他誓死保衛京師的決議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防守的決策就這樣定下來了，沒有人再敢提議南遷。于謙立即被升任為兵部尚書。

受命以後，于謙立即採取措施，請郕王下令，調動南北兩京、河南、山東等地的軍隊火速開赴京師，策劃部署，人心稍為安定。接著，進一步穩固國家的內政。由於王振恃寵誤國，人人切齒痛恨，有一天，郕王臨朝，大臣們要求誅滅王振九族，不肯退朝。王振的一個親信黨羽名叫馬順，氣焰非常囂張，跳出來斥責大家退去。有一個大臣氣急了，撲上去揪住馬順就打，大家也一擁而上，一陣拳打腳踢，竟把馬順給打死了，朝堂上秩序大亂，衛兵們也聲勢洶洶。郕王哪裡見過這種陣勢，害怕得站起來要躲進內宮，于謙穿過憤怒的人群，層層推開眾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請郕王宣諭說：“馬順等有罪該死，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