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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對李東陽非常禮敬，李東陽也對劉瑾採取了委曲求全的態度，但並未與他同流合汙。李東陽不僅要避開劉瑾對他投來的明槍暗箭，還要時時對遭遇劉瑾迫害的正直大臣進行營救和翼護。在劉瑾被誅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東陽救護過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學士劉健、謝遷，還有後來設計除去劉瑾的楊一清。若無李東陽的彌縫其間，則劉瑾亂政的後果不堪設想。所以《明史》稱善類賴東陽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說“大臣同國休慼，非可以決去為高，遠蹈為潔，顧其志何如耳”，這是對他歷史功績的肯定。

然而，一時的隱忍和委曲求全使李東陽陷入了輿論危機。在送劉健和謝遷歸田的時候，東陽不禁黯然泣下。劉健正色對他說：“有什麼好哭的？要是當日你與我們一起力爭，今天就跟我們一起走了。”這或許是責備他的話，認為他的立場不夠堅定；又或許劉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還留有李東陽在廟堂之上，不至於使皇帝身邊一個能用的人都沒有。無論他的意思是怎樣的，士論對李東陽的保留原職都是有很大不滿的。有人用“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長沙芳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的詩句諷刺他留戀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來了“伴食宰相”的惡名。李東陽的門人羅玘還曾寫信給他，不僅勸他及早隱退，甚至還要與他劃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門生籍。史稱，李東陽看到這樣的書信，“俯首長嘆而已”。其中的苦澀當時又有幾人能體會？

李東陽的一生可算位極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這座城市，這座城市也給他留下了太多的悲傷。李東陽兄弟四人，他是長兄，可是三個弟弟紛紛英年早逝，這給他帶來了極大的悲傷。然而悲傷並未到此為止。東陽親生有三子，長子兆先，善為詩歌古文，年少而負盛名，年二十七歲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歲而殤；三子午孫，未週歲而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為他養老！暮年的李東陽身邊只有已故四弟的兒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斷地看著自己的親人一個個離去。連續的喪親，讓他的身體狀況非常差。很難想象，這樣的一個人會戀棧權力。如果有機會，他確實想離開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歲的時候曾計劃在宜興或者武進置業定居，可惜未能實現。

拋開廟堂之上的政治紛爭，李東陽終歸是個文人，生命中的悲傷和孤單隻能寄情于山水和文藝，他性格中最愛的還是吟詩為文。明初以後，源自臺閣宰輔的“臺閣體”詩歌流行，這種詩作內容多是歌功頌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穩，甚少新意。李東陽開創了新的詩歌創作路線，處處可見真性情。他在《懷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認為文章有館閣、山林二體，“館閣之文鋪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節，遠聲利，清聳奇峻，滌陳薙冗，以成一家之論。”他身處臺閣而主文柄，又喜歡“以詩文引後進”，所以對改變時代風氣具有很大的作用。

東陽愛作詩實已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經常因病而賦“止詩”詩，通告友人自己停止詩約，安心養病。成化十六年（1503年）領命赴應天府（南京）充當鄉試考官，他也要戒詩月餘，才能全力工作。詩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也正是由於詩歌，讓他在北京結交了很多好友，所謂茶陵詩派，實則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詩人群體。可能這樣才能使他不那麼孤獨吧。

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李東陽終於致仕。然而他沒有回故鄉茶陵，人生的最後三年，他就留在京師終老。在這段時期，來求他詩文書篆的人填塞戶限，所得的潤筆費據說“頗資以給朝夕”。想來他的晚年因此而不寂寞。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他臥病壽終，葬於西直門外畏吾村（今魏公村）祖冢。

雖然他在晚年已經不住在海子西涯，但是西涯始終是他魂牽夢繞的家。他多次賦詩提到對西涯故居的懷念，有“禁城陰裡御河西，昨夜分明夢不迷。樓外酒帘非舊館，沙邊屐印有新泥”語，又有“城中風景夢中路，病不出遊空有身。舊鄰十室九易主，古寺拜年長佔春”句。

李東陽一生詩作中，詠西涯的有很多，可令人想見當年後海附近的景色的，以《西涯雜詠》十二首為代表。其中《海子》一首有“高樓沙口望，正見打魚船”的句子，《鐘鼓樓》一首有“月黑行人斷，高樓鐘漏稀”的句子。今天的海子上早已沒有了漁船，這座城市也不再用晨鐘暮鼓來敲醒。可是，夜晚走在海子西涯的時候，透過水麵上迷離的霓虹，那歷史的鐘漏還是會穿越時光，送來明朝的漁火。（樊鏵）

明代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