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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搞的這一套幹部待遇幾乎把數千年的封建等級制發揮到極至！任何一個朝代也沒象我們這樣對幹部一包到底，任何朝代的終身制也沒象我們共產黨幹部的終身制漫長而悠久。這種政治體制給中國社會和國民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呢？自然是官本位思想嚴重，財政負擔苦不堪言。

官本位長期以來一直影響著人們的職業選擇。2000年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69個職業選項中，我國城市居民最願做的前10種職業依次是：市長、政府部長、大學教授、電腦網路工程師、法官、檢察官、律師、高科技企業工程師、黨政機關領導幹部、自然科學家。在前述十大熱門職業中，掌握行政或司法權力的政務性職務竟佔半數之多，市長和部長更成為人們的首選。這一調查顯示出當前中國社會的傾向。

2000年去西安開會，吃飯時與身邊的一位縣級市市長聊天，談到機構臃腫問題，他說他那個縣級市，幹部有1萬多名，現在讓市裡的一些部門休息上半年，也不會有任何影響。那意思就是，有些人員完全是沒有用的。當我說未來的政府機構改革可能要撤掉地區一級政府時，他拍手稱快。從縣官的角度看，地區一級的政府一點用也沒有，完全是機構重疊。從省到縣不需要這麼個中間環節。種種跡象可能看出，醞釀已久的中國政府機構改革，已經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了。從中央到地方，共識正在形成。這一共識就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減少民眾財政負擔。這一要求不僅來自人民群眾，就是政府內部也有巨大的改革要求。

每個縣都有一萬多名政府幹部，農民的負擔怎能不重！目前中國以幹部為中心吃財政飯的人數有多少呢？總計3300多萬！其中1000多萬是各級黨和政府的機關幹部，其他2600萬是各類事業單位及教育、醫務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到1994年，中國的事業單位數目已達到130多萬個。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國的供養關係。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總人口與財政負擔的脫產人員的比例即供養關係比例。這一比例在漢朝時大致為8000：1，唐朝時為3000：1，清朝為1000：1，而今天為40：1。這就是說，今天1000箇中國人裡有9個官員和20個吃財政飯的人。清朝時1000個人裡只有1個官員，唐朝時只有0。3個，而漢朝只有0。13個官員。

道理很簡單：1000個人供養一個官員輕鬆，還是40個人供養一個幹部輕鬆？從數字上一比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國國民負擔沉重的程度了。如此龐大的幹部隊伍，如此眾多的脫產人員，都要國家財政來供養，工人和農民的付出該有多大！不僅國家財政支撐不了，連整個國民經濟都支撐不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勞動統計年鑑》，1978年改革之初，我國政府工作人員的絕對人數為467萬，佔國有單位職工的比例為6。2％，1996年，政府工作人員絕對數增加到1093萬，佔國有單位職工比例10％。1996年同1978年相比，我國政府規模擴大了1。34倍，平均每年擴大4。73％，而同期社會勞動力的數量僅增加了0。71倍，平均每年增長3％。

與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政府規模之大、擴張速度之快是驚人的。按理說，搞市場經濟就是要將原先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資源逐步轉由市場、企業和私人支配，政府要不斷地卸責任，規模要不斷的縮小，但近20年了，政府規模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膨脹出一倍多。這實在是令人值得思考的現象。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政府機構的規模本來就大，但改革改了20年政府規模更大，這種機構迅速膨脹的事實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邏輯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養活這樣一個龐大的政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2000年，中央電視臺暴光了河北靈壽縣萬名幹部下鄉“討債”的新聞。從7月8日起，河北靈壽縣吃財政飯的萬餘名幹部，包括公檢法等相關部門人員，一齊下鄉，任務是強行徵收“村提留”和“鄉統籌”。靈壽縣委要求：15天內基本完成任務，科級以上幹部每人要徵收15戶，其他幹部每人徵收10戶，對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將從8月份停發工資，直到完成任務為止。於是，靈壽縣從縣裡到村裡，從小學到中學的數千名教師都在為完成任務而奔波。

一句話，黨風、政風、學風以及社會風氣是否廉正和公正，根本問題在於體制和建制。如果治病不從根上去治，那麼即使把領導累死忙死也無濟於事。目前之所以在政府部門出現許多不正之風，主要是機構龐雜、人浮於事、財政壓力過大造成的。因此，要想政府高效廉潔，沒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