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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難道不是偉大的標誌嗎？”文章最後希望和祈禱美國政府從現實出發，以免“把我們從今天所陷入的死衚衕引向深淵的邊緣”。

一向被認為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有密切關係，被認為美國陸軍在新聞界最權威的代言人、《紐約時報》軍事編輯漢斯·鮑德溫，在他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一開頭就說：“我們應當怎麼辦‘逃’還是打？我們應當做‘鷹’還是做‘鴿’？有沒有第三種選擇——現在就談判？”接著鮑德溫列出了九種反對戰爭和主張談判的說法並對此進行反駁。他說，“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擊我們，我們也能在南越和寮國打贏一場朝鮮式的戰爭”；他要求“繼續對北越和寮國的越共供應線、兵站等等進行猛烈海空襲擊”，“對北越進行無情的、大規模的轟炸（包括工業目標），並以海軍的和陸軍的炮擊輔助空中轟炸”，“少則派3到6個師，多則派10到12個師”到南越去作戰。

馬克斯·約翰遜、《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週刊的軍事編輯，是一個已退休的少將，曾先後任第八十步兵師參謀長，侵朝時期的第四十步兵師副師長和第八軍副參謀長等職。他著文主張靠核武器取勝，說對付南越“現場”，最有效的是戰術核武器；在寮國邊界一帶，可以用3到6個師進行封鎖，也可以搞一個“核化地帶”，從而不必派出大量兵力；對北越，單是空中轟炸不解決問題，必須入侵，但也可以用“氣有控制的有選擇的核轟炸”作為代替辦法。

美國霍華德大學國際關係教授伯納德·福耳在題為《越南：痛苦的重新估價》一文中說，南越社會已經解體，戰略村計劃、山地民族工作等等相繼失敗，所有指標都說明“南越局勢已大大惡化”，美國流行的8種可供選擇的對策都不理想，美國已陷入進退維谷的處境。

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華爾特·李普曼著文說：“現在是時候了，應當問一問為什麼在我們擴大和加緊越南戰爭的時候，我們在亞洲的地位卻這樣急劇地下降？根據所謂多米諾骨牌的理論，如果美國在同中國共產主義對抗的時候顯示出自己是一隻紙老虎，而不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就會喪失亞洲各國人民對它的尊敬和支援。自從2月以來的3個月中，我們越來越大力地運用這個理論。結果是什麼呢？同預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國不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亞洲每個主要國家越來越大的反對。”

“政府應當仔細想想這個事實。它應當仔細考慮一下亞洲這樣普遍地反對我們在亞洲進行的戰爭這一事實。”李普曼說，“亞洲人民中間的所有這種日益增長的反美情緒的根源是什麼呢？這個根源就是：他們認為我們在越南進行的戰爭是一個富有的、強大的、白種人的西方國家對一個軟弱而貧窮的亞洲國家進行的戰爭，是西方白種人對亞洲非白種人進行的戰爭。”

“我們可以隨意大談我們如何為越南人的自由而戰鬥。但是，對亞洲各國人民來說，這顯然主要是一場美國人對一個亞洲國家人民進行的戰爭。”李普曼講到這裡直言不諱地說，“照我看來，總統遇到了嚴重的麻煩。他之所以遇到嚴重的麻煩，是因為他沒有牢記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西方白種人在亞洲作為統治者這個角色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永遠結束了。西方白種人國家不能保衛它們在亞洲的殖民地和保護地，使之不受日本人的侵犯。這就結束了從15世紀開始的白種人在亞洲的統治。”

李普曼繼續寫道：“從那個時候起，儘管我們最終戰勝了日本帝國，可是最高的準則始終是：亞洲人必須由亞洲人統治，西方白種人國家決不可能同亞洲各國人民建立新的關係，除非他們找到一個可以發展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政治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礎。對許多西方人來說，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實是極難理解極難接受的。他們難以接受同亞洲的這種新關係，正像美國有許多南方人很難接受學校和公共事業的非種族隔離化一樣。”

李普曼指出：“我們在清除這些舊的成見和偏見以前是不會有能力處理亞洲問題的。我們將發現自己就像今天在越南那樣，處於德國詩人所描述的那種困境：無盡無休地追逐著不斷向前奔跑的慾望的目標。我們將發現，我們聲稱要拯救的那個民族是廣泛地拒絕我們的。”

李普曼最後強調說：“在清除成見和偏見以前，我們將繼續陷於困境中。對我們來說，亞洲問題主要是一個我們在理解歷史現實方面的問題。在我們對亞洲的看法方面，將必須發生類似最近在我們國內取得的認識這種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認識就是：美國黑人必將成為完全的公民，而不是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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