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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第一個正式反對國家元首西哈努克的行動，實際上也是施裡瑪達的後臺——美國及其買辦進行的一次小型的政變。

西哈努克一氣之下，偕同他的妻子以及老政治家賓努和一些親信離開金邊，到法國檢查身體去。西哈努克一行於1970年1月10日到達法國，看來西哈努克的意圖是讓施裡瑪達“自作自受”一段時間，然後，讓他在訪問巴黎、莫斯科和北京後，帶著法國、蘇聯和中國的支援回國。當西哈努克在羅馬作短暫勾留的時候，朗諾也跑到羅馬，向西哈努克表示致意，並偽裝“重申永遠效忠”西哈努克。

自1970年2月開始，金邊一些右翼報紙，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收買和煽動下，掀起了反越狂熱。這與西哈努克宣稱的對越南北方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友好的政策剛剛相反，而直至那個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和南方臨時革命政府都在金邊設有大使館。與此同時，在金邊的某些親美大使館也發動一種宣傳運動，故意挑起柬埔寨和越南之間在歷史上的爭吵，提到越南一定要向東南亞鄰國擴張。這種宣傳實際上在1969年6月左右，即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主席黃晉發正式訪問金邊前夕已經開始，井於隨後逐月加強。

同樣重要的一個事實是，尼克松政府於1969年1月上臺以後，美國和南越傀儡軍隊對柬埔寨邊境的襲擊活動日益增多。其中比較嚴重的侵犯，就是對柬埔寨的橡膠種植園進行化學戰的空襲。在1969年4月間的幾天內，美國空軍對柬埔寨的橡膠種植園，進行了有系統地毀滅性的空襲，使其1/3受到損害。另一次比較嚴重的侵犯，就是1969年11月16—17日，美軍炮擊柬境的德丹林，造成25名柬埔寨人死亡，另10名柬埔寨人受傷。這是當時最嚴重的事件之一。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3月11日發生了所謂“自發性”的示威，同時搗毀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和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大使館。同樣重要的是，在兩個大使館貼上的標語，用英文寫成，而往常被禁止進入柬埔寨的西方記者，及時趕到現場。同時，對搗毀大使館的影片拍得那麼漂亮，以致隨後一位著名的英國電視執行人員得意他說：“看來更像是一部電影，而不像是一部紀錄片。”搗毀越南北方和南方兩個大使館，整齣戲完全按照舞臺管理的預定時間進行的。當西哈努克宣佈越南范文同即將對柬埔寨進行國事訪問後剛剛24小時，並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預定由巴黎飛莫斯科之前數小時，便發生了搗毀大使館的事件。而3月18日的金邊政變，正是在他預定離開莫斯科到北京之前數小時發生的。

關於這次政變，西哈努克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朗諾、施裡瑪達一夥，於1970年3月18日透過恐怖的國會廢除我的職務的同時，還禁止我返回柬埔寨，甚至還威脅各航空公司說，將沒收我回到（金邊的）波成東機場或迢粒機場的飛機。政變以後，從訊息靈通的記者T·D·奧爾曼發表在（1971年8月14日和18日、9月18日）《衛報》上的文章，我才知道，如果我不顧那個禁令，我將在下飛機的時候，就會遭到綁架或暗殺。這是朗諾給那些‘無限忠於’軍事政變的亡命徒所特別簽署的一道軍事命令。”

國民議會的一位女議員，對於朗諾一施裡瑪達集團發動的政變，提供了第一手證詞，她詳細地記述了在1970年3月18日的時候，為什麼她的同事們和她本人只能投贊成廢黜西哈努克的票，而不能作別的選擇。這位證人是方炳楨夫人，她在西哈努克的政府中曾兩次出任大臣，她的丈夫方炳楨先生也任過西哈努克的大臣。在政變以後，他們成功地離開了金邊，併到北京投奔了西哈努克。方炳楨夫人的證詞抄錄如下：

3月8日。在朗諾政府的命令下，柴楨、佔知、磅羅、龍杜和羅梅赫（都是靠近南越邊界的地區）爆發了有當地群眾參加的中小學生的示威遊行，反對住在柬埔寨境內的越南人。他們拿的小旗上寫著：“國父親王萬歲！”“越共滾出去！”“柬埔寨不是越盟的領土！”“殺死越南佬！”

3月11日。金邊的大中學生繼而舉行示威遊行。他們列隊經過國民議會門前，當時議會正在召開全體會議。接著，他們又經過王宮門前，但沒有在那裡停留。那些領隊的（都是穿便服的朗諾、施裡瑪達和教育大臣巧索康的人）率領著遊行隊伍，同群眾中的搗亂分子匯合，走向獨立紀念碑，然後轉而走向越南南方臨時共和革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大使館。在幾個壞頭頭的指揮下，數百名青年闖入這兩個大使館大肆進行破壞。越南外交官的手錶和皮夾子被搶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