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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不應該的。

第四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共中央組織日趨龐大，會議更是頻繁；一切事務，就得循著組織

的體系，經過複雜的手續來處理；陳獨秀先生的權力也就因之擴大了；甚至各地方組織的負

責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著，中共內部，所謂實際工作派和留俄留法書生派之間，也出現了

互相磨擦的傾向。

陳獨秀先生以中央書記的身份領導中央秘書處，併兼任組織部部長。中央秘書處主管行

政事務，設秘書一人，受書記的指揮，總攬各項工作。這個職務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擔任，

不久就由自法返國的王若飛接替。秘書處之下分設文書、財務、發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

一切決定均由秘書處作成正式檔案，分送各地方組織遵辦。財務是完全秘密處理，並不提交

中央會議討論。當時中共經費主要是倚靠共產國際的支援（黨員所捐只佔小部分），由陳獨秀

先生根據需要與威金斯基商定。

陳獨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組織部，較以前也大為充實。以前黨員人數很少，組織部工作

簡單；到了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員數達千人，且還在增加之中，組織部的工作才開始繁

復起來。這時組織部內有黨員調查登記、工作分配、黨員訓練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調動，

均由陳獨秀先生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提交有關的會議透過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傳工作也同樣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長；他有一幢三層洋房的辦公室，負責

指導黨內宣傳工作；包括通俗宣傳、政治宣傳及黨員文化教育等工作。至於《嚮導》等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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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編輯，中共中央認為是其有政治指導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編；其編輯方針直接由

中央議定，不受宣傳部的管轄。

我所領導的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也算得是人才濟濟。委員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

礦工會（後來又擴大為漢冶萍工會②）的主角李立三、劉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運因無法立

足而來到上海的鄧中夏；在武漢從事秘密工會活動的項英、林育南；出獄不久的李啟漢和浦

口鐵路工會的領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決策。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助理。李立

三則專負上海工會的領導責任。鄧中夏那時在上海大學任教，負責物色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工

會工作。其餘的委員多分赴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