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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常不能專心研討決策，而要去應付迫不及待的實際工作。中共中央雖能貫徹這一運動的初

步計劃，卻不能提出適應新形勢的進一步政策；結果，它只有聽任這一運動的領導，脫離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總工會這個中共的主要陣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組織的大部人力。這機構成立於匆

促之間，職員人數逾百，事務更屬紛繁，要安排出一個秩序來，以維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況它屬下還擁有一百多個分工會，且大多數是剛成立或才擴大起來的。幹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見肘了。

李立三會長代表上海總工會忙於對外，成為工商學聯合的一個要角，無暇兼顧總工會；

而劉少奇則忙著在各工廠區指導分會的工作。這樣，名義上負指導責任的我，事實上只有去

主持總工會內部的事務，有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甚至不能分身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決策會議。

如是忙了近兩個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總務處長的劉少奇來接替。

上海總工會在初成立的時候，真是門庭如市，每日捐款者總是成百上千，絡繹不絕。捐

款總數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則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萬的鉅額捐款間或也有，但多數還是

捐數百元乃至數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揹著裝滿大布袋的銀角和銅板來捐獻；還有不少

苦力和窮苦的老太太，拿出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金銀首飾或珍藏的銀角子，捐獻給工人。我

們有時婉詞謝絕這些太窮苦的人們的捐獻，反令他們生氣，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們愛國的

熱忱，實是令人感動。

我們收了捐款，按時發放給罷工工人。辦法是每三天分割槽分廠發放一次，每次每人發罷

工救濟費一元。由於這些工作的進行，罷工的陣容大為穩定。

租界當局視上海總工會為眼中釘，花了不少金錢，製造大批臨時印刷品，中傷總工會及

總工會的職員們。由於我們的反擊，這些活動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又進而收買流氓，

多次企圖搗毀總工會。這種詭計也未得逞。但後來在罷工接近尾聲時，上海總工會卒被流氓

搗毀了一次。據說，也是有外人在幕後操縱的。

我除了應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種種打擊外，還要注意節制群眾愛國熱情的過分奔放。當時

在群情激昂之下，隨時有爆發報復性行動的可能，我估計到我們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眾失

去控制，發生殺害外人的事件，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勸告同事和一般工人，

要他們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