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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曦園的一群中算

是學生運動中最賣力的一個，他們認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實行家，也曾被鄧中夏戲稱為“學

生要人”。

然而我這個“學生要人”畢竟還只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仍不願過分捲入政治活動的

漩渦裡去。我認為只有五四運動是我必須參加的一個緊急的愛國運動，其他並不想多所過問。

此時我的主要努力還是在完成我的大學學業，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礎。北京學生聯合會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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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繼續活動，對於抵制日貨和聲援十月間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被地方當局壓迫

①，以及十一月間福州學生因抵制日貨被日本浪人殺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動仍是特別起勁；

但北京各學校一般同學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之下，大

體上已經恢復了正常上課的狀態。同時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課去了。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

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我除了每星期參加一次平民教育講演

以外，雖然同學們認為我是學生運動的識途老馬，常要我參預其事，但我總是婉詞推脫。

十二月間一個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幾名警察來到曦園，奔向我的住房來逮捕我。那時

正輪著我在廚房燒飯，由於同學的暗示，我知道禍事又臨頭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頭部，

裝著若無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們搜查了一陣之後，失望的退去。這顯然是被我的臨時

化裝瞞過去了。到了五點鐘，同住的同學們出去詳細查察，確認暗布在曦園四周的警探們已

經離去，才護送我到沙灘北大第一院，把那裡當作暫時的庇護所；因為警探們究竟不敢公然

闖進學校裡去抓人。

我見了蔣夢麟代校長和學生會一些負責人，商量應付的辦法。我們認為警察這次行動，

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壓力，又一次對學生的報復和鎮壓行為。相信列入黑名單要拘捕的

學生人數還很多。於是我們決定，為了避免學校再受打擊，所有可能被捕的學生都暫時躲避

起來。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動，作為在京同學的聲援。於是我和羅家倫同學以北京學

生聯合會代表的名義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曉，我和羅家倫不敢在前門的東車站上車，繞道永

定門，乘著城門剛剛開啟的時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