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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打不過，因而要避戰，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區。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這樣瞭解，他們

會問在北川和茂縣地區，我們有打擊川軍的機會，為甚麼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結到毛兒蓋，

又往那裡前進？

我問張聞天，為甚麼我們不從政治上去尋求解救的方法？難道政治方面就沒有增強我們

力量的步驟了嗎？一九三二年我們到川北的時候，覺得我們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們補救

的辦法不是絕對避戰，而是提出入川綱領、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辦法，不久以前我們又提出

爭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據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的主張。我著重的指出，採取政治方法，

甚至是讓步的步驟，如對少數民族寬大和強調抗日等問題，在原則上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應

該切實執行。就因為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蘇維埃這個左的軀殼，實際執行的卻是軍事上

極右的退卻路線。這樣，中央的多數同志自然就會覺得我的意見是多餘的，甚至覺得張國燾

是機會主義者，紅四方面軍是軍閥，甚至入川綱領、甚至西北聯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

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們所謂的“小問題”，即無論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會發生蘇維埃旗幟

是否適宜和如何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

我再三強調黨內政治歧見早已存在，遵義會議沒有能夠作適當的解決，目前中央又只注

意軍事行動，不談政治問題，只是極可憂慮的現象。值得憂慮的是我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

將遭受慘敗，不易翻身，並將引起一、四兩方面軍的隔閡和黨內糾紛。如果我們能根據實際

情況，擺脫既定公式的束縛，放棄成見，大膽從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許為時還不算太晚。

張聞天聽了我這些話，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說政治問題須俟軍事情況稍有轉機時才能

討論。他也表示憂慮，深恐黨內發生糾紛。他沒有批評我的見解，只勸我忍耐，不要提出引

起爭論的問題。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沒有任何結論。就由於張聞天這種拖延的態度，使事態

在暗中惡化起來。第三天清晨，撫邊的要人們開始向毛兒蓋移動，毛澤東因急於到毛兒蓋去

策劃北進的事，先行啟程，其他中委們也在當天陸續出發，我因為尚須處理一些事件，準備

翌日前去。

就在當天早上，鄧發找我談四方面軍建立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的事，他說政治保衛軍的

軍中任務，是嚴防奸細、制裁反革命反黨言行及維護軍紀黨紀。因此，中央政治保衛局在一

方面軍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獨立工作系統，從軍師各高階指揮部直到連隊，每級都暗中派有政

治保衛局人員，名以上隸屬各級政治部，實際由中央政治保衛局指揮工作。此外對幹部還實

行監視制度，各級幹部的警衛員都是經過政治保衛局訓練的，平時保衛長官們的安全，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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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監督長官的言行，如遇長官有反動行為，警衛員得緊急制裁。鄧發誇耀他的工作成績，達成

了鞏固黨對軍隊領導的任務，特別提到第七軍長李明瑞在江西蘇區企圖逃亡，就是由他所訓

練並派到李明瑞身邊的警衛員槍殺的。

我聽了鄧發的話，心中有說不盡的反感，認為這是會使中共變質的行為。根據中共黨章，

黨員是因信仰主義自願入黨的，中央是由黨員選舉出來的。現在由中央設定政治保衛局來監

視黨員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統治黨員的黨嗎？各種可怕的流弊均會由此產生，斯大林

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務系統，統治俄共，殺害幾十萬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數的革

命元勳。現在中共的斯大林門徒，也如法炮製，中共的前途，勢將不堪設想。

我平心靜氣對鄧發說明了我的所見。我告訴他四方面軍沒有政治保衛局獨立的工作系統。

我們在鄂豫皖時曾研討過這個問題，認為軍事幹部最大多數是黨員，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

用不著派人監視。軍中的政治工作人員和黨的組織，就經常注意軍中的政治狀況（其中也有

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