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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軍軍長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在蘇維埃運動時

期，參加過廣西越南邊境的游擊戰爭，曾與越南革命黨人一起在越南與法國軍隊作戰，一九

三一年他被調到鄂豫皖蘇區任紅軍的團長，先後負傷十一次。這多次的槍傷，使他成了殘廢。

因此，這個訓練最初還是帶有點休養的性質。

我們事實上放鬆了對四川軍閥作戰。僅有的偵查電臺，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時

間用在偵查四川敵情。多數時間用來偵查中央紅軍行進所在及其四周敵情。中央紅軍行進到

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我們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偵查電臺

每天都譯出敵軍大批密碼電訊，再由參謀人員扼要作成通報，經我鑑定後拍發給中央紅軍，

我們的電臺須守候中央紅軍電臺出現，有時從晚七時餘守候到翌晨三點左右。有時我自己也

守候在電臺旁，解答對方的疑難。

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雲南

方面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臺沒有時間做偵查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

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形，決定行動，釋出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對

於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當中央紅軍退卻到貴州境內時，所有訊息，一天一天不利於我們了。追擊的國民黨軍隊

所發出的電訊，誇耀他們勝利。蔣介石的部隊，正從各方面移動，有些已經進到四川的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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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有的經西安向漢中天水移動。四川軍閥，一面表示恐懼，他們估量到達貴州的江西中央紅軍，

將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境內會合；另一方面，蔣介石的部隊也已大批的湧進到四川來，因此

四川軍閥覺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於是叫囂先解決紅四方面軍，以免南北兩路紅軍互相策

應。

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間開始的。估計中央紅軍將與紅四

方面軍在川北西地區會師，我們義不容辭的要策應他們。我們設想未來的跟均地以川陝甘邊

區地帶最為適宜，但駐守天水廣元線的敵軍胡宗南部，卻是我們實現這個計劃的最大障礙。

十二月間，我軍主力進至漢中的寧羌地區，這是我們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軍事行動。

駐守漢中的楊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質問我們，為何違反原已達成的互不侵犯協議。

我們告以違反協議的不是我方，而是楊虎城自己，因我軍與劉湘部在萬源相持的時候，陝軍

曾越過巴山，騷擾我北面的後方，近來陝軍又積極佈置，有響應蔣介石剿共的跡象。但我們

也安慰楊虎城派來的代表，說明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並非佔領漢中，而是別有所指。

的確，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是在找尋胡宗南部對，相機予以打擊。可是胡宗南的主力，遠

在天水，在川甘邊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廣元只各駐有一個旅。我們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廣元兩

處的胡部作試探性的進攻。敵軍據險憑藉優越的火力抵抗，不輕易出動。因此，我們沒有獲

得在野外打擊胡部的機會。

我們另一個目的，是找尋徐海東部的行蹤。當時徐海東部也從鄂豫皖區西進到陝西地區，

我們從敵人的電訊中，偵查得關於徐海東部行蹤的一鱗半爪，不久又音訊杳然。我們估計徐

海東是在追尋我們，因而我們想要派點部隊去接應他。但我們在漢中偵查的結果是失敗了，

不特不知道徐海東部的確實所在，即這支部隊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訊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們在寧羌地區接到中共中央來電，告訴我們遵義會議決議的大

要。其內容是確認中共中央蘇維埃運動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軍事路線卻犯了嚴重的錯誤，

主要是中央紅軍在江西蘇區，誤用保衛蘇區的口號，採取了保守性的軍事防禦策略，放棄了

游擊戰爭的優良傳統，因而招致了軍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