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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合作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無法自圓其說，因而改口說：“孫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動，大概不

會採取三月二十日那種方式。”

鮑羅庭轉而向我直接表示：現在的中心問題是俄國人會不會被逼離開廣州，他引證香港

方面的宣傳，如“廣州當局要驅逐當地所有俄國人”、“實行分共”等等傳聞。胡漢民也確正

式提議過要將他扣留起來。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和右派人物，正處心積慮要將

中、蘇和國共之間的關係加以破壞。

鮑羅庭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如果我們的處境，並不象帝國主義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樣惡劣，就應該設法彌補，即使是權宜之計，也算是我們的勝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論上和實際上都支援中國國民革命，並已與國民黨建立了友好關係；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變而有所損害，莫斯科對內對外，都將無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設法沖淡這一事變

的嚴重性，期望我們能設法挽救。

鮑羅庭這些話道破了當時他自己和莫斯科處境的尷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沒有甚麼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態度問他有甚麼高明的辦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說：“現在

說空話是無補時艱的；惟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是我口袋裡還有一些草。”我笑著問他：“請問

鮑顧問口袋內這次帶了多少草來？你這樣措詞，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嗎？”他對我笑笑，並

不置答。

在我們那次談話之後，鮑羅庭展開行動了。他首先採取打擊中共中央來重建他個人威信

的手法。他約集中共廣東區委會全體委員舉行會議，在會議上他發表了演說，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採取的退讓政策之不當。他說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與國民黨孫、葉、邵等

會談所達成的協議產生了不良影響。這些行動給反共的國民黨人士作了一種暗示，使他們覺

得，即使他們對中共採取反對和壓抑的措施，中共也會逆來順受的。，這間接鼓勵了三月二十

日事變的發生。

鮑羅庭這種分析，意圖將釀成三月二十日事變的責任，歸咎於中共中央的“退讓政策”。

至於現在他所要採取的退讓步驟，則辯稱是不得已和暫時性的。他還宣告這隻限於過去經驗

的檢討，並非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並特別要求廣東區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應付

當前的局勢。

鮑羅庭的言論，獲得廣東區委多數同志的支援。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當場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