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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並告訴

我，鮑羅庭和蘇俄軍事顧問們對蔣氏的尊重，是有過於汪的；決不會有貶抑蔣的意向。不過

蘇俄人過於重視馮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謀改變北京政府的現狀；以期中國革命能迅速發展，

對蘇俄的外交形勢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蔣介石到北方去發揮不平凡的作用。蘇俄這些土

包子軍人在鮑羅庭走後，一下要擔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過於笨拙，以致引起了蔣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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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第二是汪蔣間權力的衝突。據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們的觀察，汪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因

歷史籍貫以及人事關係等等因素影響，顯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愷任黃埔黨代表後，

有時要與聞黃埔的事務，這就觸犯了蔣氏獨攬軍權的大忌；加之鮑羅庭走後，在對俄顧問的

立場方面、對國共關係、和處理軍事財政事務方面，他們間的歧見漸深。這些事在旁觀者看

來，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軍政兩雄之不能並立所致。

第三是國共關係的惡化。上面我已說過，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在黃埔內彼此

對抗，雙方磨擦有增無已，據中共廣東區委會的檢討，認為孫文主義學會的幼稚和偏見，固

毋待論；但青年軍人聯合會工作上也發生了不少的左傾蠻幹的偏差。不過蔣氏心目中並不相

信一向支援他的中共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對他會有什麼異動，可是他對中共軍隊在各地國民黨

部和在工農群眾中的勢力日漸膨脹一點，不免側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組織，在軍中的黨員並

不絕對聽從蔣氏的支配，尤使他大為不安。中共同志們覺得蔣氏這次行動所要反對的主要對

象即使並非中共；事實上中共卻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變由於上述的原因，如此這般的發生了；使廣州的政局大為震動，汪系的

人物認為蔣氏的行動是違反孫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壞國民政府紀綱的；因而要求抑蔣以便使

汪能繼任艱鉅。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六個軍，除第一軍以外，對蔣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軍有些將領，覺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領導，他們更不能獲得與第一軍平等的待

遇。實力較雄厚的第四軍原系粵軍系統一脈相傳下來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擠廣東人”

的反感。一般說來，受到打擊的汪氏是獲得較廣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龍無首，支

持汪的人多意存觀望，僅僅發發牢騷而已。

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們，對這一事變更是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聯絡各方勢力，予蔣氏以

反擊。也有人責備廣東區委專支援蔣介石，視黃埔為軍事建設的中心，忽略了各軍的平均發

展，以致釀成今日的局面；當時在廣州的毛澤東就有這種看法。惲代英等更認為這一事變證

明中共在國民黨內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產；亟應改弦更張。但一談到目前應如何做的時候，

同志中則多覺得現在並無足以領導反蔣的人，也沒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實力者。如果要中共採

取主動來抑制蔣，則不特力有未逮，對國民革命的前途也並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廣州的蘇俄軍事顧問們事實上已對蔣採取了讓步政策；為蔣氏所不滿的季山嘉已

離開廣州。據熟悉內情的周恩來和張太雷告訴我，俄顧問們是要等鮑羅庭回廣州來設法亡羊

補牢；當時俄共派來廣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餘人也於三月二十四日離粵回國，他們行

前曾向蔣氏表示繼續合作的意向。留駐廣州的俄顧問們對蔣更表示恭順，似是順水推舟，促

成蔣氏成為中國的拿破崙。

在這動盪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提出一個簡明的方針來應付。在

中共廣東區委會緊急會議上，我曾報告中共中央根據全國政治形勢，決定採取妥協的政策；

要求同志們一致遵行。對蔣應表示讓步，同志們對外的言論和行動不可再有參差。我的這種

建議獲得了他們一致的支援。

接著，我由周恩來陪同去看蔣介石將軍（時間約在我抵廣州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