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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

當時與蔣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關係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蔣介石氏的心情，採取偽善底面孔來應付一切。他試圖抹去曾與張學良、楊

虎城同謀反蔣抗日的種種痕跡，也絕不洩漏西安事變應和平解決，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這個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進而說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自然不曾參預西安事變的密謀，自然堅持和平解決。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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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且製造輿論，說甚麼堅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內外都曾發生重大阻力，對外須冒險說服張楊，

內則有張國燾等反對和平解決。毛氏這樣做，一面是企圖免禍，一面則隱藏著一些損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殺人等等黑暗機關。但是我對這種現狀感慨萬分，認為一個“好漢”到了窮

途末路，是會原形畢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蔣介石的意向，經由其與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張衝②之口，告知周

恩來。大意是中共及其軍隊如能誠意服從國民政府，將可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毛氏知道了

這一訊息，才比較安靜一些，一面電令周恩來繼續與張衝商談，一面將其注意力轉移到黨內

鬥爭。國共之間，從此才有穩定性的停火，並且實際進行和解的談判。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

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

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扎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

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制。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

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遊擊活動。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

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

五千里長徵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

別人，只說一切錯誤都直接間接與我有關。我曾要求舉行一次中共中央高階幹部會議，來檢

討西路軍事件，但毛澤東等不予理會。因此，中共中央並沒有對這一事件，作出結論，一切

批評都不免任意為之。

毛澤東自然不會放鬆攻擊我的機會，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便漫無拘束的亂說一通。

總括起來，當時這些批評的言辭大約有三個要點：（一）西進軍事計劃根本就是逃跑主義，至

少是帶有逃跑主義色彩；（二）張國燾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完全破產，總之是一無是處；（三）

西路軍的失敗很為丟臉，蔣氏將更看不起紅軍，在西安事變的今天，將誘發蔣氏的報復和進

攻，遺害全黨全軍。

一般同情和支援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幹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

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

他們對批評者答辯：（一）西進計劃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說是逃跑主義；（二）四方面軍是

中共的基幹勁旅，如何能加以毀謗；（三）誘發蔣氏圍剿之說是有意嫁禍於人，轉移目標，將

對外轉到對內。甚至有些同志指責毛澤東壟斷軍委會的一切，不供給西路軍所渴望的情報，

實在應援不力。還有少數人指責毛氏陰險，幸災樂禍，對四方面軍毫無手足之情。這些指責，

在當時雖不敢說有充分證據，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當時的立場頗偏袒毛澤東，但對西路軍的失敗，持論還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

不能說西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