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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生和大會主席團代為請假。

孫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離開廣州，便約我晤談。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時，在西濠酒店夜

宴後，晤談即在大廳中舉行。我向他報告我發動鐵路工人組織和參加二七罷工的經過，罷工

失敗後，經過許多艱苦，鐵路工人的秘密組織才漸恢復，我們已決定在“二七”一週年紀念

日（即當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現在距會期不遠，我是主

要負責人，是非趕回去參加不可的。孫中山先生也不問我對大會有何意見，便欣然表示贊成；

並說去主持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比出席這次大會還更重要而迫切，應當從速趕往，至於彼此見

面交換意見，此後還有很多機會。於是我們握手道別，誰知這竟是我和孫中山先生最後一次

的面談。

孫先生知道我對國共關係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但他極力加以彌縫。就在這天的深夜，他

派親信送給我一封信並附了二千銀元，託我捐給鐵路總工會，祝賀這次鐵路工人代表大會的

成功，並希望我個人的工作能夠順利發展。

二十三日我離開了廣州。我這次來去匆匆，人們也許可以看出我的處境和情緒，也許可

以看出中共內部的煩惱，而國共關係發展的大勢，也許可以從這裡反映了一些出來。

①　“談話處”即番攤館和鴉片館，為軍人包煙、包賭籌餉的所在。

第四章　國共初期的糾紛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能以一個新的政綱來團集革命勢力，是令人鼓舞的，但

也是甚難達成目的。國共兩黨離奇的結合關係，實是中國前途上的一個大暗礁，也是一切糾

紛的焦點。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離開廣州；路經上海時，曾將我在廣州所發現的問題告知

陳獨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國共組織混合，一些中共黨員擔任國民黨內的重要職務，在我

看來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我要求國共兩黨在民主的基礎上保持相當的距離；但是在廣州無法

貫徹我的主張，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陳先生對我的說法並沒有否定；他似採取“等著瞧”的

態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們申述，但我不願再引起爭論，所以措詞比

較和緩。我著重說因國民黨代表大會一時不能結束，又因列寧逝世須停會三天，所以我為了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必須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們仍是支援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會請假的

舉動。

鐵路工人代表大會按期於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舉行。到會代表約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鐵

路的秘密工會。我向大會發表一篇題為《國民革命與鐵路工會的任務》的報告；提出工人應

擁護國民革命，力爭工會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張。大會接納了我的報告，據此發表了宣

言，並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孫中山先生，表示對他們支援鐵路工人的謝意。最後，大會選舉了

全國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正式宣告鐵路總工會的誕生。鄧培當選為委員長，我當選為總

幹事，辦事處設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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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鐵路總工會的組成，表示鐵路工人又從“二七”的創傷中站起來了。分佈在各鐵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組人數增加起來，工作也較為活躍。當時各地鐵路工人中，雖還沒有國民黨的組

織，但對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甚表興奮。不少的鐵路工人說：“現在國共一家，合力革命，

吳佩孚快完蛋了！”鐵路總工會已經建立，為“二七”烈士報仇的聲浪高漲起來。這就引起

軍閥們的注意，不久，鐵路工會又遭受一連串的壓迫。

鐵路總工會成立後不久，李大釗先生和其他出席國民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回到北京，帶

來了不少的訊息。

李大釗先生初回北京時非常樂觀，極力稱許這次大會的成就。他指出這次大會所發表的

宣言、透過的黨章和決議等具有劃時代的價值。他稱道孫中山先生和國民黨主要負責人對這

次改組的決心和誠意。他相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