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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即宣佈：“軍警可能立即來封閉工會，用屠殺江岸工人的辦法來對付你們。昨晚湖

北工團聯合會已決定，為了減少犧牲，以圖再舉起見，命令你們今日照常上工。現在你們應

做幾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漢陽的工會和各廠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將工會檔案分

別收藏或焚燬，特別是會員名單和職員名單，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三、所有職員立即離開會

所；四、工會少數公開露面的負責人，暫時藏匿起來，到確知沒有被浦危險的時候才可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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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廠復工；五、另行設立秘密聯絡地點，由工團聯合會派人前來聯絡”我一面解釋，一面

催促他們趕快執行，他們也忙著照辦。

等到這些事大致辦妥，工會職員已大多離開會所，把風的工人跑來告訴我們，軍隊從武

昌渡過了江，正向工會包圍前進，快要圍攏。我和工會的會長從工會的後門出去，轉入一條

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觀望，只見一連的武裝部隊，由一個捧著戒嚴令牌計程車兵前導，士兵

們拿著繩索和大刀，正包圍著會所，摘下工會的招牌，佔領了工會，幸好此時工會只剩下一

所空房子，讓他們撲了一個空。站在我身邊的工會會長催我趕緊離開這個危險區域，他緊緊

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對我趕來通知的謝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漢口的一個秘密處所的時候，林育南正在草擬有關這次罷工的檔案，其他負責傳

達復工命令的朋友們也先後回來報告訊息。他們所到過的工會都遭受了軍警的摧殘，情況和

漢陽工會所遭遇類似。由於我們的行動都比軍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犧牲。這使我

們覺得昨晚所作的決定是有必要的。項英也改變了他那執拗的態度向我說：幸好我們的復工

命令下達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場和昨天一樣的災難。原來當時復工的訊息很快的傳到

了江岸，到七時上工的時候，工人們懷著沉痛的心情，走向廠裡，遵令上工。其時，駐紮在

江岸車站和工會內的軍隊正大批出動，用捉拿工人的辦法，強迫復工，聲言：“如有違抗或

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後來經路局高階職員說明工會已下復工命令，並勸阻軍隊不處橫加

干涉，因而軍隊的野蠻行動，才告停止。由於路局職員的協助，復工命令也沿著京漢鐵路向

北挨站傳達過去了。

工會方面雖作了這樣急促的退卻，但蕭耀南的壓迫仍是繼續不已。他派軍隊佔領了武漢

所有的工會，封閉了素來同情工人罷工、國民黨人士所主辦的漢口真報，下令通緝其職員。

他不理會工會正在協同恢復工廠秩序，照舊通緝和捉拿工人領袖以及和工會有關的人物。當

時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師為最著名。施洋原系國民黨員，在中共成立後，又加入中共為

黨員。他從未參予黨的秘密工作，專以律師的身份為窮苦人民作辯護，樂此不倦。一九二二

年間，他又任各工會的義務法律顧問。他活躍而能幹，武漢法庭中常能聽見他那義正詞嚴的

雄辯。他在社會上的聲譽日隆，也更成為官廳的眼中釘。就在軍隊向江岸工人開刀的七日下

午，他在他的律師事務所裡被捕，並於二月十五日未經審判，即遭槍決。他的死使我十分悲

痛，使我憶起了從一九二○年以來我們間許多次交往的舊事。在蕭耀南壓迫的緊急狀態中，

武漢的中共組織開會也是十分危險的。我無法與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陳潭秋等同志會晤，只

能約集項英、林育南和漢陽鐵廠工會秘書許白昊等中共黨員商討今後所應取的步驟。我們商

討的結果，認為罷工雖已停止，但反對吳佩孚的鬥爭卻正在開始。目前我們應廣泛揭發吳佩

孚等軍閥的罪惡，以引起國人的共鳴。我們詳細計劃加強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廠中組織

秘密的工會和工廠小組。我們估計多數工會領袖大致沒有被捕的危險，但工會負責人被工廠

開除，因而失業的將為數甚多，急須設法妥為救助。經過這樣一些的安排，我決定趕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