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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縮

小土豪劣紳的範圍，並糾正其中的偏差。他們當時雖贊成我的建議，但回去以後也沒有力量

或者沒有盡力去促使這些建議的實現。

一九二七年四月間，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以後，對於這個問題也是議論紛紜。大致可分兩

說，一是主張深入革命，乘勢將農運推到土地革命的階段去，不應受農執行動過激之說的影

響；二是認為為了農運本身的順利發展，糾正某些偏激行動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終於透過決

議，採取行動，糾正其中的過激行動；指令湖南區委實施。但它並未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驟，

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團去湖南督促執行，因而這個決議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沒有主動的扭轉向左發展的農運趨勢，任何人都顯得無能為力了。新成立的農政

部在譚平山主持之下，忙著調查農運狀況，草擬一些有關條例。國民政府所設定的土地委員

會卻在那裡討論沒收土地的辦法，對於所謂經濟的沒收—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抑

或是政治的沒收—限於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等類的問題議論不休。國共兩黨的聯席會議，

除了談論一些農運偏激情況以外，也沒有人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因而一切糾正農運的設想，

都顯得緩不濟急，或者只是紙上談兵。

武漢人民由於對農運的反感，各種傳說一直不脛而走，有人說國府主席譚延輳г諳緙淶摹�

親屬被農協侵害了，有人說唐生智部的師長何鍵的父親被農協拘捕了。這些傳說，用意是要

證明農協是在“革”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勢下，農民激進主義的代言人毛澤東，卻在

寫他那篇著名的《湖南農運調查報告》，並埋頭在那裡訓練農運幹部，籌備全國農民代表大會

⑧。他是一意要將全國農運循著湖南的路子推進，走到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區委畢竟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他們雖曾對我表示過要糾正偏差，而事實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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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一直是追隨農運的左傾方向前進。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農民部長劉嶽

峙曾在報上發表一個農運計劃，主張以和平建設來解決農村的糾紛，要求各地農協接受國民

黨的領導，傾全力於農產物的增加和農業的改進。劉嶽峙是當時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國民

黨內組織了左派小團體名為“左社”，與中共的湖南同志們一向合作無間，因而他能擔任農民

部長這個職務。他的這種主張自然含有不滿中共農運方針的意味，可是農業增產和農業改良

確也是湖南中共農運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應該予以善意的加以採納，可是中共湖南區委

對劉嶽峙這種主張，都斥之為右派的言論，予以嚴重的打擊。並利用他們在國民黨湖南省黨

部屬於多數派的地位，公開開除劉嶽峙等人的國民黨籍⑨。這件事證明了他們是粗暴的違反

了中共中央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政策，他們在領導農民鬥爭中，忽視了增加生產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們否定了像劉嶽峙這樣的緩和農村鬥爭的主張，仍捧著孫中山先生的三大

政策繼續發展農民鬥爭，他們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樣，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者，是群眾運

動的愛好者。他們擁護所謂國共合作，支援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但似乎絕未想到，農運既

然動搖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統治基礎，將會產生一些甚麼樣的後果，他們既沒有取唐生智而代

之的意圖，也缺乏萬一唐生智或者他們的部下以武力反對農運，又須如何應付的預計。只是

在那裡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人多勢大，認為反對者決不敢輕舉妄動。

湖南農協並無武裝鬥爭的準備。它雖擁有以萬計的挨戶團，以十萬計的梭鏢隊，但武器

落後，組織也不符合軍事需要。農民武裝本是富於地方性的，當時湖南一般農協的工作者，

只著眼於利用這些單薄的武裝來保衛他本鄉本土的農協，無論在物質基礎上或訓練指揮上，

都沒有形成戰鬥部隊的打算。中共湖南區委也不重視強化農民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