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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將開幕，而中共對此所應持的政策，我們—中共中央與

鮑羅庭及廣東區委會之間—迄未取得協議。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與國民黨中派有所協議，

自不能中途變更。在鮑羅庭方面，又認為這是退讓，須予修正；而在時間上又已不容許往復

協商。我這個當事者處在夾縫中，只有使這種歧見不過份暴露於外而已。

孫文主義學會的問題我認為可以從速解決。但陳延年等總覺得青年軍人聯合會是黃埔中

合法而又成立較早的組織，而孫文主義學會卻是未經正式許可的新右派的產物；如果這兩個

團體同時取消或合併，都不免是讓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對我的主張，似採取拖延的辦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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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曾向我解釋，這件事要等在黃埔負責的周恩來回來後，才能處理。那時周恩來正在汕頭兼任

東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來廣州。陳延年認為他深得蔣介石將軍的信任，兩個團體的

負責人對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蔣提出處理辦法是較妥當的。

其他如結束省港罷工問題，這是廣東方面不能單獨解決的。果如鮑羅庭所說，那時香港

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來廣州，試探解決的途徑。這種談判因雙方意見距離甚遠，拖

延時間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的時候，香港方面似覺得已無談判之必要，便中斷了

這種接觸。至於農民與地主間的衝突問題的解決，後來只是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通

過了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作為點綴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開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由汪精衛所領導的；但實際

上，他沒有完成他所擔負的任務。在大會舉行以前，我曾將我們與孫、葉、邵等商談經過，

和中共中央採取這種行動的意向，正式向汪說明。他除了和我親切寒暄一番而外，對我所說

到的，並不作具體的表示。他那時一切事多與鮑羅庭商談，即對國共關係問題，也不例外；

也許他覺得透過鮑羅庭較為妥當。

鮑羅庭對於這種現狀也許是引以自傲的。當我向他說到要強化大會的領導重心的時候，

他說大會有法定的主席團可以領導，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後說話，並沒有甚麼要顧慮的或要重

新討論的事。鮑羅庭那時彷彿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

策，認為有退出國民黨的傾向；他堅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與左派親密結合；但也看不見中

共這樣做的前途。他沒有中共逕行奪取國民黨領導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勢力做國民黨左派

的基礎（他並明白說中共是命中註定了要做苦力的）。他雖進退兩難，但對自己的政治手腕，

卻頗能孤芳自賞。他認為廣州局勢能由他調排，一切自有辦法。

大會舉行的前夕，莫斯科來了一個很長的電報；鮑羅庭將它翻譯出來，乃是一篇反對帝

國主義的大理論。正當我和鮑羅庭閱讀這篇電文時，汪精衛來了。鮑羅庭不加解釋，將電文

交給他；他也沒有等讀完全文，就說內容很好，可作大會宣言的資料。後來，這篇文章果然

成為這次大會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衛走後，鮑羅庭很得意的向我誇耀，說一切事情經他安排，都能不費唇舌的順利解

決。我卻感覺有點不滿足，曾追問鮑羅庭，除了這個電報外，莫斯科是否還有別的具體指示。

他回答說：“沒有。”並說一些實際問題，莫斯科大致信任我們能夠協商解決。這顯示當時莫

斯科對於中國局勢並沒有敏銳的感覺，只能聽任於鮑羅庭的相機處理。

大會在汪精衛領導之下，發表了大會宣言，透過了黨務報告，接受總理遺囑，彈劫西山

會議派，以及透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商人運動等決議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會的改

組精神再度表現。

汪精衛是位動人的演說家，表演得頗為精彩。他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雖然冗長，但他

那充滿熱情的詞藻語調，獲得不少的掌聲。尤其是他多次所強調的共產派與非共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