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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運動的領導中心。

我們又討論到這次運動是反帝性質的，不應使一般市民感覺不便，更不應使中國人因而

受到經濟上的損失。罷市的目的主要是斷絕在滬外國人供應，應儘量減輕對中國商人所造成

的不利，而對一般市民照常供應。罷工不宜波及華資工廠、公用事業如電燈、自來水等關係

市民生活者，應暫緩罷工等等。

我們深知這些決定的實現，不過是消極性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鑑於民眾還沒有武力作

後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與民眾站在一條戰線上，因而我們認為在這一運動中，應避免殺害

外國人的群眾性的騷動發生，以免外人以此為藉口，實施武力鎮壓。

這些方針與辦法決定後，與會者即分別擔任各項具體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

我願到那即將成立的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去坐鎮、珍理有關成立這個機構的事務。當時

同志中即有人稱許我：“那好極了；你帶病出馬，難得難得！”分工的結果，是由陳獨秀先生

居中指揮，李立三代表上海總工會負責對外活動，特別是去聯絡商界，以達成一致行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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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其餘各人都就原來工作崗位，展開對國民黨和各民眾團體中的活動；以期所有決定能夠

全盤實現。

這個會議不過兩個鐘頭，就解決了所有的重要問題。會後，同志們都連夜分途展開活動，

各項決定因之一一實現。這次會議進行的緊張和順行，以及同志們情緒的熱烈，確是前此所

罕見的。也許有人只知道五卅運動的藍圖，是中共所預擬的，但我卻認為民族主義的影響，

即對中共本身說來，也是超過一切的。而在我的親身經歷中，五卅運動的民族情緒，其感人

之深，尤勝於當年的五四運動。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秘書張學琅到達閘北天通庵路一所一

樓一底的房子—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這所簡陋的房子，是剛租妥的，還沒有任何裝置布

置。張學琅去張羅了一張粗糙的木桌子、一張椅子和幾張長凳，並將他帶來的文具和簿冊擺

在桌上。他用一張大白紙，寫上“上海總工會臨時辦事處”幾個大字，貼在大門口，我則坐

在那張唯一的椅子上，閱讀今早出版的報紙。這些報紙都登載了上海總工會的啟事，要各工

會派代表到我們這個臨時辦事處來登記。各報所發表的評論和記載，字裡行間都表示出反對

外人壓迫的強烈意向。

十時左右，各工會和各工廠的代表，紛紛來到這裡登記了。他們所登記的內容，除工會

的組織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罷工”和“能否罷工”兩項。全部登記表在上述專案上都

是肯定的：不是說已經罷工，就是說可以立即罷工。約莫三個鐘頭之內，來辦理登記的和接

洽事務的超過百人。其中只有少數人是認識我的；有些認識我，而我卻記不起他們的姓名；

多數則從來未見過面。有些新來的工會代表，目擊這個空無所有的會所，似乎有些懷疑；在

那裡自言自語：“全上海的總工會，那能是這個樣子？”有些知道內情的老資格的工會代表卻

自告奮勇的解釋：“這不過是臨時辦事處。”他們併為我介紹，說我是有名的張特立，老底子

是北成都路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頭腦，現在是全國總工會上海辦事處主任等等。他們並進而說

明：“總工會眾多的職員都到各工廠去活動去了；他自己帶病坐鎮在這裡，不怕巡警的干涉，

那能還有甚麼閒話可說哩！”

我們這個小小的房間，擠滿了憤慨萬分的人群，帶來發自上海每個角落的一致罷工的呼

聲。有的說：有了上海總工會，一切就好辦了。有的說：少這裡沒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

地而坐也可以。有的還自告奮勇為總工會做事，或要求留下來擔任保衛總工會的責任。

除工人代表外，來到這個辦事處的還有十幾個市民，是帶著錢來捐給總工會的。我告訴

他們：今天還沒有管錢的人，要他們明天再捐。其中有兩個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