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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他們多懷著興高彩烈的情緒，要將大會的成就介紹給各地的工人群眾。

我因另負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導廣東區委會的工作，暫留廣州。這時已是討伐楊劉

的前夕，國民政府之改組，也正在醞釀中，我須與鮑羅庭和廣東區委負責人商談政策方面的

問題，如果不是上海發生了顧正紅被殺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後，再行

北返。

上海“內外棉”第七廠工人顧正紅被殺一事，恰恰發生在第二次勞動大會閉幕以後的五

月十五掃，特別易於激起人們的憤怒。上海中共中央將上海工運的緊張情況函告我，要我從

速返滬策劃。我於是匆匆結束廣州方面的工作，於五月廿六日首途，到達上海時恰恰又是“五

卅”之夜，行裝甫卸，立即又捲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廣州工人代表會是由國民黨工人部發動組織起來的。表面上包括了廣州所有的工會，事實上右傾的廣

州機器工會是與之對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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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②據《嚮導週報》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載，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只代表有組織的

工人二十萬人。

第三章　在“五卅”運動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閘捕房門口，巡捕開槍，發生斃傷徒手群眾數十人

的慘劇；表面上看來似系偶發事件，實際上是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民一貫的壓迫。這種壓迫

使中國人民積壓於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發出來，遂演成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運動。

我由廣州經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著

病軀，提著行李，由十六鋪登岸，坐上一輛人力車，直奔閘北。沿途行人車輛稀少，街頭巷

尾，三五成群的人們，交頭接耳，神態相當緊張，小別的上海，彷彿發生了甚麼嚴重的事件。

我到達閘北寶興裡我的寓所時，我妻及與我們同住的劉少奇太太何葆貞出來歡迎我。何

葆貞曾經任安源礦工子弟學校教員，一見面就憤激的說：“你知道嗎？兩個多鐘頭以前，南京

路巡捕開槍，打死打傷很多學生和市民。”接著，她簡直就大聲叫喊：“中國人是可以隨便宰

殺的嗎？我這條命這次一定和帝國主義者拼了！”

何葆貞的憤怒是當時一般人們心情的縮影。為了“反對東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間引起激

烈的罷工風潮，日本廠方雖答允“不得無故打人”，但事實上仍是藉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內外棉第八廠又發生開除工人代表和打傷工人的事情，因

而引起小沙渡路幾個日本紗廠中工人抗議性的罷工。廠方對這次罷工採取強硬態度，拒絕與

罷工工人談判，其時正值不景氣，乘勢關閉工廠，不準工人復工。

五月十五日，內外棉第八廠的罷工工人群眾集廠門外，要求復工，遭廠方拒絕，引起爭

執。紗廠日籍職員向工人開槍，重傷八人，顧正紅身中四槍，當場斃命。

上海租界當局對於顧正紅被殺事件，並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會，並逮捕一些罷工

工人。同時，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報揭載顧正紅被殺的真相。

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原是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會同領

導的，自然很快的就將這一不平事件傳播開來。學生們本有反日的傳統，早就感覺到在中國

境內如果有一個日本人稍受損害，那就要鬧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卻可以憑藉不平等條約，

任意在中國境內殺害中國人，顧正紅被殺這個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傷了他們的心。

上海學生聯合會當即發動了宣傳，組織學生進行街頭講演，募捐救濟被害者，為顧正紅

舉行追悼大會。對此，租界當局採取了壓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有些學生因

講演而被捕。學生們要求上海交涉使陳世光向租界當局交涉，釋放被捕學生，租界當局置之

不理。這樣，就更激起學生的憤怒，進一步擴大街頭講演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