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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成了迫切的問題。我在回國以前，中央為了解決這個問

題，曾派了一些重要幹部到各蘇區去，如項英劉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蘇區，任弼時夏曦等被派

往湘鄂西和湘贛邊境等蘇區。現在如果要進一步加強領導，就應將早已擬議的中央遷往蘇區

的案子付之實施。這件事共產國際旋即同意。

周恩來為此提出了一個具體計劃，經議決透過，其要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蘇

區，由向忠發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等領導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兩區分別設立中央分局，

前者由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前往主持，後者則由已在那裡的夏曦關嚮應等主持。中央遷往江

西蘇區後，在上海另設中央分局，指導白區工作，預定由趙雲李竹聲等主持。

這個決議是中共將工作重心轉到蘇區去的一個重要關鍵，對於此後中共的發展有極大關

系。我們當時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個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裡豎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的旗幟，聯絡長江以南各蘇區的紅軍游擊隊，共同奮鬥，以期握有一省或數省的地盤。鄂豫

皖蘇區則為長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們希望以那裡為起點，向北發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

更廣泛的地區。至於湘鄂西蘇區則似是一個主要的衛星，對江西鄂豫皖兩區，可以發揮掩護

的作用，並且可以向西南發展。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具有雄圖的嘗試，雖然實現的條件尚屬缺乏，但事勢發展又非這樣不

行，因此，我們只有竭力以赴了。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們實力既大部移往蘇區，對廣大白區

的工作，自然更為削弱。當時中共的黨員人數，是沒有精確統計的，估計約在十萬左右，百

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個蘇區和紅軍中，大多為農民出身者。這個事實也使我們對蘇區工

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來是極端主張將力量集中到蘇區去的，他經歷這麼多變故，深知中

共在白區很難立足，勢將繼續被國民黨破獲摧毀。他決意將中共大部份幹部調往蘇區，他估

計從白區可以調到蘇區的幹部，約有四百人。他準備將其中百分之四十調往江西蘇區，其餘

兩個百分之三十分別調往鄂豫皖和其他各個蘇區。

我是自願去鄂豫皖的。當時鄂豫皖區還保有較多的立三路線的殘餘，負那個區域領導責

任的曾鍾聖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線的擁護者，我的同志們覺得我去那裡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是

遊刃有餘的。我自己也覺得我對那一帶的情況較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於馳騁的所

在，我為之嚮往。

我摒當一切，準備起程，擔負我的新任務。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的遠東局（即共產國際

派駐上海人員所組成的機構）對這件事很注意。那個我所討厭的波蘭人，為此曾要求和我面

談，但我託詞拒絕了。另外一位德國籍軍事代表，我倒極願和他談談，請教一些有關軍事方

面的問題。

那位德國軍人雖只和我見過一面，但給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戰中，任過中級軍

官，手上帶有傷痕，是他的光榮紀錄。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靜的頭腦和豐富的知識。他奉命

到江西蘇區去，後來幾次改裝牧師前往，均為國民黨軍隊所阻，未能到達目的地。共產國際

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較年輕的德國軍人李特去江西蘇區，任軍事顧問。那位李特似遠不如他老

練，與毛澤東等發生過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較老的德國人去了，也許會有不同的結果。

他那次和我會面，表現很誠摯謙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賴翻成中文的軍事書籍，一切要憑

自己的判斷去處理。他特別指出一個獨當一面的指揮者，要預先想到如果打敗了應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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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這游擊戰爭中，是會經常遇到的，我覺得我的同志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於忽略

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這種議論，實在切中時弊。我也覺得他不是一個鞏固蘇區根據地的教

條主義者，而是根據實際情況行事的人，即此一端，也遠較米夫之類的人大為高明。